《三國演義》里，呂布有丁原、董卓兩個義父，再加上親爹，被張飛罵作是“三姓家奴”。可是翻開《三國志》，并沒有呂布認丁原為義父的記載，可知這件事完全是小說家言。

認董卓倒是有一點根據(jù)，《三國志·呂布傳》記載說，董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正史記載董、呂二人的“父子”關系，只此一句，遠沒有演義里那么明確。

《三國志》里還記載了一些養(yǎng)父子關系，如劉備的養(yǎng)子劉封，他本來姓寇，劉備過荊州，“以未有繼嗣，養(yǎng)封為子”。(《三國志》)的父親曹嵩是東漢宦官曹騰的養(yǎng)子。漢順帝四年曾頒布詔書，“聽中官得以養(yǎng)子襲爵”。宦官收養(yǎng)兒子，政策上是允許的。

但劉備與劉封、曹騰與曹嵩的養(yǎng)父子關系，與董卓、呂布之間的義父子關系相比，總讓人覺得不是一個概念。前者與后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以傳宗繼祀為目的，劉備收劉封是因為無子，認劉封是為了繼嗣。曹嵩認了曹騰為養(yǎng)父，以后還能襲爵。這種養(yǎng)子除了不是親生的，一切權利義務與親生的無異。

而董卓與呂布的義父子關系更類似于結拜，所以呂布拜義父，連姓都不用改。這種“結拜型”的義父子關系在三國時期幾乎是孤例。

“義父子”現(xiàn)象與“胡人”有關

從南北朝時期起，義父子現(xiàn)象開始出現(xiàn)。如北魏時，“隱士趙逸來至京師，汝南王拜為義父。(《洛陽伽藍記》)”北齊時的權臣和士開，“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北齊書》)”。到了隋唐以后，可以看到大量“義父子”現(xiàn)象。

如安祿山先是被幽州節(jié)度張守硅“養(yǎng)為子”，后來還申請成為楊貴妃的養(yǎng)兒。安祿山自己也熱衷于收養(yǎng)義子，曾經(jīng)“養(yǎng)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為假子(《安祿山事跡》)”，蔚為壯觀。唐末五代，認“義父子”現(xiàn)象更是極為盛行，當時軍閥無不收養(yǎng)義子。后唐太祖李克用的假子義兒很多，甚至建立起了“義兒軍”。歐陽修在寫《新五代史》時還專門立了《義兒傳》。

從以上事例我們隱隱約約可以看到，“義父子”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莫不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時稱“胡人”)有關。從史料看，早期建立義父子關系的雙方或一方必為“胡人”。

這一點不難理解，漢人從先秦起就重視宗法制度，“父父、子子”關系極為嚴明。而北方胡人尚處于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階段，“父親”的地位不算太高。

史載安祿山認楊貴妃為母，每次覲見先拜楊貴妃后拜唐玄宗，唐玄宗怪而問之，安祿山回答：“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后父。”(《新唐書》)既然父親不重要，因此給別人當干兒子也就不會當回事了。再加上時處亂世，爹(兒子)多力量大，所以魏晉南北朝、唐末五代時期，我們才看到了大量胡人認義父子的現(xiàn)象。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回過頭看《三國志》里記載的董卓與呂布“誓為父子”就不會覺得奇怪了。《三國志·董卓傳》說：“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后歸耕于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余頭以贈卓。”

董卓雖是漢人，但是與羌胡關系密切，他的手下多為西涼羌胡之兵，因此董卓是深受羌胡之風影響的。當時有人甚至直接罵他是“羌胡之種，毒害天下(《后漢書》)”。再說呂布，他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三國志》)”，也就是今天的內(nèi)蒙古包頭，也是胡漢雜處之地。

而“互為父子”在胡人、蒙古、匈奴等北方民族中是很常見的一種效忠方式，也是一種比較松散的政治聯(lián)盟。三國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大雜燴的文化熔爐。

許多胡人習俗傳入中原，這也就不可避免的影響了中原人物。況且呂布還曾居住在胡漢雜處之地。因此從文化角度來講這種“互為父子”的關系，雖然超前但卻不是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