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社會，妓女生涯中少不了同客人的性關系，但她本人最無力控制的是其頭一回。將初夜權出售給闊客是老鴇多年投資、栽培的頂點，所以她通常總是選擇一個手面闊綽的人，能讓她的投資得到豐厚的回報。

年幼時被老鴇買來或收養的年輕女子由雇來的老師教授棋、詩、樂等技藝。她們學習寫文章、彈琵琶，并一句句地學唱傳統曲目。總的說來，老鴇對這些女孩子不錯，讓她們吃飽穿暖，并讓女傭人嚴格地看管她們。白日里，老鴇的“女兒”在穿著打扮上同上海狹窄弄堂里的女兒家沒什么不同；只是她們要睡到中午才起床，晚上穿著華麗，這才顯出了與鄰家女孩的區別。從某些方面看，她們與外界隔絕，很像那些守在深閨中、即將嫁給優裕階層男子的年輕女子。在較高等次的妓院里，老鴇十分小心，絕不讓還是處女的“女兒”在無人陪伴的情況下獨自外出。一個在妓院區居住的住戶回憶說，老鴇擔心這些女孩，“就像父母擔心子女一樣”。妓院老板不想冒風險，讓流氓地痞或什么小白臉占了便宜，丟了優厚的開苞費。妓院內部的人尊重“妓院的家法”，龜奴不準與年輕女子發生性關系，犯了規矩的視作“奸污了好人家的女子”。1922年有一部從改革的角度抨擊娼妓業的妓女自述，年輕的妓女將嚴密的監督說成和監禁無異：生意忙的時候，阿珠（其養母）不肯放我〔上戲園子戲〕。……現在生意清淡，可以聽一個爽快。但是阿珠從不肯放許我一個人行動，不要說上戲園子，就是到虹廟燒香，也要叫一個人跟著。表面上說是伺候，其實就是監督，差不多吃飯、上廁所她們都要干涉。

一到青春妙齡，女孩就當上了小先生。她同大“姐姐”一樣，要出堂差，坐在龜奴的肩上去飯店、茶館。梳著未嫁姑娘的發式，從不一人外出，這些就是她仍為雛兒的標記。20世紀20年代時，一位美國的社會學學者想像說，雛妓的經歷很像在社交界初次露面的青年女子所感受到的那種眩暈：此后四五年，她們生活在持續的亢奮之中。晚上和夜間她們忙著趕場，一處處奔波，一個個地應酬。走紅的姑娘從下午晚些時候就開始奔忙，一直要到深夜，到各種娛樂場所應短短的堂差，在男人們的飯桌或椅子邊上短暫地停留，說上幾分鐘話。

這段話盡管口氣輕松，如同在描述班級的舞會皇后一般，然而應多少檔堂差、見什么人等，這些社交日程的安排，小先生幾乎是不能做主的。如果她對哪位客人漸漸有了好感，那么老鴇和娘姨就會死死盯著她，以防發生不經許可的性行為。為了讓小先生賺到足夠的錢維持自己和隨侍的生活，有的妓家允許嫖客同雛妓的房侍睡覺，算是對客人付的酒席費、禮品和下腳等花銷的回報。提供這種服務的女仆叫做“打底娘姨”。

有指南書說，客人嫖小先生的意思很微妙，但并非不可理解。一個嫖客或許有興趣成為摘取某小先生童貞者，107不管是花錢買特權還是偷著來。或許他去妓院并不為滿足肉欲，而只為消磨光陰，吸吸鴉片，閑聊取樂和賭錢。雛妓通常嬌小玲瓏，正適合這樣的場合。不過，指南書的作者不客氣地下斷語說，“嫖小先生，好比養缸金魚，只好看，不好吃。”

許多涉及小先生初次性活動的語匯和儀式很像在談婚姻。大多中國家庭的女兒在選擇配偶和結婚時機方面都沒什么發言權。結婚前聽娘家父母的話，結了婚，就聽丈夫的，丈夫有權要求她干活、滿足性欲，并替他傳宗接代。同樣，妓女何時開始以及向何人出售性服務，自己完全不能做主。高等妓院里的“女兒”被仔細地梳妝打扮，準備初次接客；這一晚一般安排在她14歲生日過后。對小先生的初夜有不同的叫法，如“點大蠟燭”、“梳櫳”（指女人開始接客后，發式就改變了）、“開苞”（字面意思就是打開花萼），還有更形象的，叫“破瓜”。開苞和婚姻相似，事先在買者和管年輕女子的成年人（在妓家就是老鴇）之間要進行廣泛的商議。有意者往往先會在妓院辦幾次像樣的花酒或設幾回賭局，等確立了自己作為好客人的地位，再開始談開苞的事。除此以外，他還須給小先生備衣飾并“具數百金以壽其親娘或其假母”。開苞本身也是很隆重的場合，此亦像婚禮：開苞亦是女子一生最足紀念的一日，即為婚期是也。倡門中人，視梳櫳的典禮，亦不亞于良家結婚，合巹良辰。妓家一般都會請樂師，點香燭；龜奴穿著正式，給小先生和開苞者上宴席的菜肴，一本正經地致賀。

1939年時，連同彩禮和慶典一起算上，開苞的費用估計在五百至上千元之間。

對老鴇說來，開苞買賣既能帶來如此收益，讓何人開苞自然得由她來定。到了20世紀30年代，指南書說到娼妓業，都唱起了改革文字中那種批評的調子，談論開苞時總說小先生哪里中意老鴇挑選的年紀大的闊佬。一部指南書評論道，開苞是“以金錢戰勝肉欲，最是不人道”。開苞因是強迫性質，所以指南書都會告誡說，開苞又費錢財又不討好，真是犯不著，“就性的需要上論，也實在不合算”，再說，“客人恃著金錢為蹂躪的工具”，令女子深惡痛絕，因此她們都會早早地了斷關系，哪里可以做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