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巡撫劉坤 泄密受處分后反而官運亨通

時任江西巡撫劉坤一泄密事件

同治九年(1870)“庚申，劉坤一以漏泄密諭，褫職留任”。劉坤一時任江西巡撫，作為封疆大吏，竟然泄露了皇帝的秘密諭旨，問題很嚴重，處理結果是“褫職留任”，此事被白紙黑字地記錄在《清史稿》中。

《大清穆宗實錄》也記錄了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撫劉坤一漏泄密寄，遵旨嚴議。劉坤一應比照例案，于降一級留任例上從嚴加等。議以革職留任。從之”。

上述兩文獻所載劉坤一泄密事件，都是“同治九年”。然而，另一部清朝史料《清史列傳》卷五十九中記載的是同治四年(1865)五月，劉坤一“擢江西巡撫。旋因泄露寄諭，部議革職留任”。對劉坤一的處分，同樣是“革職留任”，但時間相差了五年。

此三史料均非雜史，或許有兩種可能：其一，劉坤一在1865年和1870年各違紀泄密一次，都受到了公開處分;其二，以上三史料所記均為同一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劉坤一在擔任江西一把手期間，確實因泄密事件被處分過。

有意思的是，劉坤一在泄密受到處分后，仕途不僅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官運亨通。1875年，劉坤一署任兩江總督，翌年晉為兩廣總督。1880年起，任兩年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與張之洞一起成為后期洋務運動的主導者，并在晚清諸多歷史事件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香港和上海報紙泄露軍事機密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進攻臺灣。三月二十三日，日軍在瑯喬強行登陸，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擊。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發(fā)出密旨：“日本使臣上年在京換約時并未議及派員前赴臺灣生番地方之事，今忽興兵到閩，聲稱借地操兵，心懷叵測……生番地方本系中國轄境，豈容日本窺伺！該處情形如何？必須詳細查看，妥籌布置，以期有備無患……著派沈葆楨帶領輪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往臺灣生番一帶察看，不動聲色，相機籌辦。應如何調撥兵弁之處？著會商文煜、李鶴年及提督羅大春等酌量調撥……并著李鴻章、李宗羲隨時咨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辦。”

這份密諭顯然屬于國家軍事機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華字日報》即將全文刊載。此后，“林華書院新報、上海匯報，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發(fā)，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發(fā)”。而且還刊發(fā)了沈葆楨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對此，清政府大為惱火。

上海屬于兩江總督管轄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連發(fā)兩道諭旨，令兩江總督李宗羲嚴查，并嚴格規(guī)定了文件管理辦法：“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務當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并著照該大臣所請，嗣后奉到諭旨及陳奏折片，除抄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應行函寄各處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嚴密。”

九月二十日，兩江總督匯報朝廷：“檢核上海林華書院新報，載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閩省擬購鐵甲輪船等事，據(jù)刊系由香港華字日報中鈔來。飭據(jù)蘇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華字日報內有臺灣消息一條，已載明由福州寄來字樣……此次漏泄并非由于上海，已無疑義。嗣后辦理交涉事宜，自當遵旨格外嚴密，以昭慎重。”

兩江總督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泄密事件并非起源于上海，兩江衙門沒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