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的是一個安安定定的家，而郁達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達夫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對于婚姻，那中間的辛酸，我嘗夠了。我的一生，是決不發生那第二次痛苦了。”

王映霞可謂是郁達夫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兩人之間那段感情，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當年郁達夫在滬上友人家中初識杭州美女王映霞時，驚鴻一瞥驚為天人，遂展開了強烈、真摯而又執著的攻勢。1928年2月，郁達夫的熱情終于打動了王映霞，他們也因此成為了那個時代自由戀愛與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被詩人柳亞子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并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于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間漸生罅隙。后來郁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致使夫妻反目，終至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回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的“神仙侶”最終以“協議離婚”而分道揚鑣。

孤身回國

1940年5月，王映霞把三個兒子留下，離開了新加坡。

王映霞走后，郁達夫感到無比的痛苦和深深的懷念，這從他后來寫的七律《寄王映霞》可以看出來：“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縱無七子為衷社，尚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郁達夫希望以母子之情打動王映霞，盼望她重新回到他的身邊，然而這個世界上又有多少愛可以重來呢？

王映霞從新加坡到香港后的第二年，到外交部擔任文書科科員，王映霞在重慶的工作和生活，都得益于軍統局副局長戴笠的幫忙，王映霞與戴笠是如何認識的？他們之間又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

一個秘密

王映霞與戴笠的結識其實源于郁達夫。

郁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郁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郁、戴還是前后同學。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同學關系的，這層關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個契機。

戴笠與郁達夫雖是同鄉兼同學，但卻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他與郁達夫接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郁達夫夫婦移居杭州后，與當時的上流社會有了很多的交往，漂亮的王映霞也由此成為一顆交際明星。而戴笠又是愛色的，因此，戴笠與郁達夫結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機接近王映霞。

上世紀90年代初，郁達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詩人汪靜之撰文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文中說王映霞曾經在武漢為戴笠墮過胎，據說此事連郁達夫都不知道。

后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郁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靜之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責郁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出于替郁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于上海魯迅博物館。

再披嫁衣

1942年4月，由國民政府外交元老王正廷做媒，王映霞在重慶再披嫁衣。新郎鐘賢道是江蘇常州人，畢業于北京中國大學，是王正廷的得意門生，當時任職于重慶華中航業局，擁有不錯的地位與權力。

鐘賢道對王映霞非常體貼，婚后他讓王映霞辭去工作專事家政。經歷了太多感情波折的王映霞晚年曾寫過一篇《郁達夫與我的婚變經過》的文章，文中說：“我想要的是一個安安定定的家，而郁達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達夫最大的分別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對于婚姻，那中間的辛酸，我嘗夠了。我的一生，是決不發生那第二次痛苦了。”所以她后來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達官，只希望一個老老實實，沒有家室，身體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禮待她的男子”。王映霞有此要求倒也不足為過，郁達夫在不少詩作中，都拿她比作蘇東坡的侍妾朝云，并且從來沒有和原配夫人離婚，王英霞有這樣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前夕，當時的達官顯貴都紛紛逃往臺灣，鐘賢道卻退了預訂的機票，留在了大陸。解放后，鐘賢道到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工作，生活比較安定。“三反”運動中，鐘賢道被懷疑貪污受到審查，經調查為冤案。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起因是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虧只是口頭參加，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歷史后即被解禁。王映霞關押期間，鐘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王映霞對此深為感激。

1980年，與王映霞相敬如賓的鐘賢道在上海病逝，享年72歲。對于生命中的兩個男人，王映霞晚年在自傳中作了一個比較中肯的評價：“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后一個他(鐘賢道)，我的后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1986年，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她將與郁達夫來往的書信結集成冊，出版了極富史料價值的《達夫書簡——致王映霞》。

2000年2月，93歲的王映霞在西子湖畔乘鶴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