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十年間，這中間的諸多風波就略去不說了，到了不尋常的甲午年(光緒二十年，1894年)。這年春天，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東學黨”屬秘密結社組織，又有“東學道”之稱，對腐敗的社會政治素懷不滿，對民不聊生的狀況激憤不平。這從他們中間傳誦的這樣一首歌謠即可見一斑：“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② 至于其起義的直接導火索，是全羅道古阜郡增加水稅、壓榨民眾事件。起義發展迅猛，很快控制了朝鮮南部三道，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權機構“執綱所”，對朝鮮當局形成嚴重威脅。

朝鮮當局向清朝乞兵求援。當時任“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凱，受日本駐朝有關人員的慫恿，也建議清朝派兵出援。前訂《天津專條約款》里，有“中、日兩國或一國要(向朝鮮)派兵，應先互行文執照”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卻主動慫恿清朝出兵，這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事情，要警惕它以清朝出兵來借題發揮的蓄謀。但是，清朝方面包括李鴻章在內，對此卻無足夠的提防。6月上旬，清方決定派兵，并執照日本方面，說按照“我朝保護屬邦舊例”，派兵赴朝“相機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①。但是，本來慫恿清朝出兵的日本方面，面對清朝的出兵現實，卻做出了強烈反應，一方面聲明日本政府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的屬邦，否認中國知照中所說“保護屬邦舊例”的合法性;一方面宣布日本也要出兵朝鮮。

事實上，日本向朝鮮派兵的動議決不是從這時才起。在清朝派兵之前，日方不但輿論上即有乘東學黨起事之機進行戰爭的鼓吹，說什么“宣揚國威在此時，百年大計在一戰”②，而且官方的戰爭準備更為早而“扎實”。就軍事力量而言，戰前日本已建成一支二十幾萬人的新式陸軍，一支5萬噸的新式海軍，以及足夠儲量的彈藥。它的軍事情報工作也非常到家，對清軍的內部情況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國人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調多少人出來作戰”。它對軍事地理的偵探和掌握，更是達到讓人吃驚的程度。所繪成的包括朝鮮、中國東北和渤海灣在內的軍用地形圖，詳細到包括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條道路。曾獲得這樣一份地圖的一個歐洲人有言：“這份地圖本身就是日本已蓄意侵略中國的證據，它駁斥了日本當時(指甲午戰爭時期——引者)是被迫作戰的說法。相反地，那是一次有意圖的、精心策劃的侵略行動。”① 總之，這種明確的意圖和坐實的精心準備早即有之，只不過清朝這時的出兵，使日本在原有準備的基礎上更有了進一步的借口。很快，派入朝日軍的數量和實力上就超過了清方。雙方對峙，形勢緊張，日本就要動手點火了，戰爭一觸即發！

7月25日(六月二十三日)，以日本海軍對清朝運兵之船公然發動襲擊為標志，戰爭爆發了。清朝運兵的船只是雇用的英國商船“高陞號”，又派北洋海軍的濟遠、廣乙、操江三艦護送。日方事先探得情報，派艦隊在朝鮮牙山口外豐島海面攔擊。被迫自衛的“廣乙”艦遭重創后撞海灘焚毀，“操江”被擄，只有“濟遠”艦駛離。“高陞號”被擊沉，船上近千名清兵罹難。這通常也被稱為“高陞號”事件。

仗就是這樣打起來的。它顯然是日本蓄意挑起的，是多年來矛盾蓄積的總爆發。戰爭爆發數日之后，清朝與日本同在8月1日(七月一日)正式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