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云南最后一仗 南嶠機場殲滅國軍上千人

解放云南的最后一仗，發生在今西雙版納勐海縣勐遮鎮(時稱南嶠縣)，時間是1950年2月16日，農歷的大年三十。此戰，國民黨26軍93師278團1000多人在南嶠機場被殲，至此，云南境內國民黨軍團以上建制部隊全部被消滅。

但鮮為人知的是，南嶠一仗，并不在我軍原定作戰計劃之中。

1950年1月25日，解放云南的最大一仗——元江戰役結束，國民黨第8兵團部、第8軍軍部及下屬3個師2萬多人悉數被殲。1月26日，2野13軍37師副師長吳效閔率配屬作戰的38師114團兩個營渡過元江，向南追擊逃過元江的蔣軍殘部。

2月3日，114團沿思普大道追至墨江縣把邊江吊橋附近，與“邊縱”9支隊勝利會師。吳效閔得知國民黨26軍93師278團經紅河綠春、思茅江城，一路向車佛南地區(今西雙版納)狂奔后，當即率部展開追擊。2月9日，西雙版納宣慰司署議事庭長(總理大臣)召存信，率20余名傣族上層人士渡過瀾滄江，到小勐侖迎接解放大軍。

召存信是一至七次全國人大委員，曾擔任西雙版納州州長40余年。與一般統戰人士不同的是，早在抗戰時期，召在普洱中學求學期間即接觸了中共地下組織，解放戰爭后期，因“反三征”被國民黨懸賞3萬大洋緝拿。召親率20多名上層土司渡江迎接吳效閔，目的只有一個——邀請解放大軍盡快渡江，消滅國民黨軍93師殘余部隊。93師原屬遠征軍第6軍，抗戰期間長期駐防西雙版納，曾因攻打勐海土司府招致傣族上層和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

然而，此事讓吳效閔很是猶豫。原來，1950年1月4日，在南寧召開的4兵團黨委擴大會議上，兵團黨委第一書記陳賡反復強調：“滇南戰役中，我軍即使吃一些虧，也決不許違犯‘民族’政策。否則，就算解決了國民黨部隊，我們在云南也站不住腳跟！這個問題，必須提高到黨性、原則性上來認識。話先說到前面，誰要出了問題，捅了亂子，我是準備好了要開殺戒的！”(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兵團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史》)

吳效閔在陳賡麾下打了13年仗，還從未見過這位知識分子出身、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深受上級和官兵們喜愛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放過如此狠話。離開南寧前，4兵團各部購買了大批日用百貨、針頭線腦之類的物資下發到各營，準備與少數民族兄弟“交朋友”。陳賡司令員又三令五申，寧肯部隊吃虧，受點損失，也絕不許違犯“民族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吳效閔不猶豫都不行了。

當時在西雙版納有“邊縱”9支隊的兩個團和盧漢起義部隊一個團約5000人。吳效閔認為，這些人馬對付93師278團殘部1000多人綽綽有余。于是，吳在由土司、“邊縱”和37師召開的聯席會議上提出，瀾滄江南岸為少數民族聚居區，114團多為北方籍戰士，對當地少數民族生活習俗知之甚少，如貿然渡江，恐引發“民族問題”，有損于我黨我軍的形象。因此，114團暫不渡江，而是北返歸建，西雙版納地區的殘敵交由地方部隊解決就行了。

吳效閔的話當即遭到以召存信為首的傣族上層人士的反對。召提出，他就是代表西雙版納傣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專程過江迎接解放大軍的。他可以以“總理大臣”的名義擔保，大軍過江，絕無問題。“邊縱”9支隊政治部主任唐登岷也表示，僅僅依靠實戰經驗不多的地方部隊恐難以完成殲敵任務，只有大軍過江才能迅速消滅殘敵。見吳效閔還是猶豫不決，召又進一步提出，大軍渡江的船只、船工、翻譯、向導及渡江后的后勤供給均由他全權負責，并由他親自出面，以西雙版納宣慰司署的名義向各族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因大軍渡江出現的任何問題均由他一人承擔。

1950年2月14日，在西雙版納宣慰司署“總理大臣”召存信的盛情邀請下，吳效閔率114團渡過瀾滄江。2月16日下午5時許進抵南嶠縣。

南嶠有一座二戰時期陳納德第14航空隊修筑的野戰機場，敵93師278團逃到南嶠的目的，就是等候從海南飛來的飛機撤離大陸。如果不是召存信等西雙版納上層人士的盛情邀請，吳效閔率部隊及時趕到，278團很可能就從南嶠逃脫了。

2月16日是農歷的大年三十，吳效閔率部趕到南嶠時，278團正準備吃年夜飯。臺灣15日來電稱，大年初一，從海南島起飛的飛機就可以把278團這條“漏網之魚”接走了。可惜，熱氣騰騰的年夜飯剛端上桌，解放大軍就從天而降，除團長羅伯剛率少數人到城里做客外，278團1000多人死的死，降的降，悉數被殲。至此，云南境內國民黨軍團以上建制部隊全部被我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