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關于盧溝橋事變已有較多論述，但當時直接指揮中國軍隊抗擊日軍的到底是誰？學術界有多種說法，有說是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的，也有說是副軍長佟麟閣的，還有講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加強營營長金振中的等，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為了真正搞清楚這一問題，本文作者通過資料的查找與甄別考證，認為時任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師長的馮治安在盧溝橋事變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觀點過去較少談及，現將其理由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關于盧溝橋事變的很多論述都談到，盧溝橋事變時，堅守盧溝橋的是二十九軍官兵，但究竟是二十九軍哪一部，并沒有交代清楚。實際的情況是：盧溝橋事變前，二十九軍轄4個步兵師、1個騎兵師、1個衛隊旅，約10萬人。為了加強對日軍的防范，作了嚴密部署：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兼任天津市長)在天津廊坊至塘沽一線布防，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代主席、北平警備司令)，在北平南苑至保定布防，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在河間至大名布防，一四三師(師長劉汝明，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在察省全境布防。這里還需要說明的是，當時作為二十九軍副軍長的佟麟閣，主要負責南苑軍訓團。由此可知，冀察兩省、平津兩市均屬二十九軍勢力范圍，而馮治安的三十七師則駐北平地區，拱衛古都安全。

因此說盧溝橋事變時，堅守盧溝橋的是二十九軍官兵，從大的方面講也沒有錯，但不夠確切。

從中國軍隊兵力的部署情況看，馮治安的三十七師駐守北平。真正駐守盧溝橋的是三十七師一一跂旅(旅長何基灃)二一九團(駐防長辛店，宛平城內駐守的是二一九團第三營，營長金振中)。由于當時日軍常到盧溝橋東、北區域以演練為名進行挑釁，盧溝橋事變的前一天，馮治安還曾到他負責的轄區盧溝橋視察，他在聽取吉星文團長關于日軍頻繁活動的動向匯報后指示：“有什么情況及時向我報告”。7月7日，馮治安又在北平召集何基灃與吉星文等布置應變措施，他指出：“仍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不貿然開火，但若敵人挑釁，就堅決還擊。”

下午，日軍開至盧溝橋西北的龍王廟，搶筑工事，傍晚向東移動，爾后，日軍稱走失了一名士兵，要求進入宛平城尋找，我守城官兵看到他們是在尋找借口，斷然拒絕。馮治安聞報后果斷下令：“務必固守，不準日軍一兵一卒進入，不許放棄一尺一寸國土，彼若開槍，定予以迎頭痛擊。”在此期間，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也向日軍抗議，督察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也出面駁斥了日軍的尋釁行為。

8日凌晨，蓄謀已久的日軍迫不及待地炮轟宛平城，同時開始向盧溝橋北側的平漢鐵路橋進攻，戰斗正式打響。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當即聯名向南京報告并表示決心抵抗。同時，馮治安直接向部下下達死命令：“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土是軍人的天職，寸土不讓，不怕犧牲，盧溝橋就是爾等的墳墓！”

日軍利用事先搶修的工事，首先襲擊打死了我守鐵路橋的申仲明排長，這激起了我守橋官兵的無比憤怒，他們不顧力量的懸殊，奮力沖入敵陣與敵肉搏，砍死敵人百余，我兩排守橋官兵也全部壯烈犧牲，鐵路橋失守。8日夜，金振中營長趁著夜色的掩護，率百余名敢死隊員從宛平縋城摸向鐵路橋，揮刀殺入敵營，收復了鐵路橋。金振中負傷在保定住院療傷期間，得到國共兩黨及全國人民的熱情慰問。金振中在爭奪鐵路橋的局部戰斗中作為指揮官，并成為英雄，也是毫無疑問的。

人們不禁會問，當時作為二十九軍主帥的宋哲元軍長在何處？這里需要略作交代：盧溝橋事變前，因日本陰謀制造“華北獨立”，使華北成為“滿洲國”第二，幾經謀劃，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這一政治“組織”，宋哲元任委員長，日本人擔任最高顧問。這實際上是個臨時的地方性機構，但管轄著平、津、冀、察的軍、政、財大權，因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愿與日軍發生直接的沖突，是被迫吞下這枚苦果的。

宋哲元也是被迫接受這一職務的，從主觀上講他還是愿意抗日的，所以當他一面要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又要接受日本的“顧問”時，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在這一短暫的時期內，利用雄厚的財力，擴充自己的實力，將二十九軍擴充到10萬人，裝備也屢有更新，以待時機，再謀大計。當時日本加緊對華經濟侵略，給宋哲元施加許多壓力。宋哲元借口“回鄉修祖墳”，于5月11日，離開北平回到山東樂陵老家。臨行前他將軍事交給馮治安，外交交給秦德純。

作為二十九軍軍長的宋哲元，有著絕對的權威，可以說一言九鼎，凡軍中大事，當然是他說了算。他離開北平時，把軍權交給馮治安，說明他對馮是信任和放心的。他把馮治安的三十七師安排在北平駐扎，充當“御林軍”的角色，也絕不是隨意的。他即使在平時有什么重大決策時，因劉汝明、趙登禹帶兵在外，張自忠也因在天津獨當一面，他多是征求秦德純、馮治安的意見。

關于宋哲元對馮治安的充分器重，可在劉汝明去臺后所著的《劉汝明回憶錄》中有關《盧溝橋抗戰與二十九軍》一節的文字得到證實，文章中寫道：“二十九軍的副軍長雖自紹文(秦德純)任北平市長以后就換了佟捷三(麟閣)，可是軍長的公事，多由仰之(馮治安)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著軍長。”

今井武夫是日本派遣軍總部最重要的高級顧問，他參與策劃了盧溝橋事變等一系列的重大侵華陰謀活動，他在戰后出版的《今井武夫回憶錄》中也稱馮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軍頭號實權者”。他說：“當時的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將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的地位讓給馮治安，馮率領號稱二十九軍精銳部隊的第三十七師，在日本勢力薄弱的保定，密謀策劃，在北邊構筑起一連串面向北方的碉堡，注視著日滿和華北的政治、經濟動向。所以當時有人認為：抗日的策劃中心與其說是在北平、天津，不如說在保定。”最后，他總結說：馮治安“總是被日本視為最可怕的人物”。

另外，日本的駐華特務機關，曾將二十九軍及冀察政權的首領們做了分類排隊，有“親日派”、“知日派”和“抗日派”三類。馮治安不但被劃為“抗日派”，還單獨加戴“頑固抗日派”的帽子。宋哲元的暫時離去，使馮治安擁有了對三十七師的絕對指揮權。他正是戴著“頑固抗日派”的帽子，指揮了盧溝橋抗戰的。所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由毛澤東親擬的熱情洋溢的通電中，才高度“贊揚與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這是不爭的事實。

1937年7月8日，即盧溝橋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該電開頭曰：“本月七日夜十時，日軍在盧溝橋，向中國駐軍馮治安部隊進攻，要求馮部退至長辛店，因馮部不允，發生沖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通電中還說：“我們應該贊揚與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