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之戰失敗的歷史教訓 海戰和陸戰完全不同
當年金門戰役之后，翻看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軍兩方面的戰史總結，解放軍方面的經驗總結有很多“假如”如何就不至于失利的追悔，國民黨軍方面則多是些“幸虧”如何才取勝的慶幸之詞。確實，對于當時橫掃千軍如卷席的解放軍來說，金門失利委實是一次不應該出現的偶然失誤;而對于當時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軍來說，也真是一次僥幸的勝利。
國民黨軍的將領事后的回憶歸納起來，主要有這幾個僥幸的因素碰到一起：幸虧金門遭到攻擊時臺灣國民黨軍已下令調第十二兵團來援;幸虧10月25日這一登陸日，正值金門海域一年中的大潮日，對登陸一方的船只搶灘登陸十分不利;幸虧登陸一方缺乏反坦克武器，彈藥糧食也不足;幸虧登陸第二天晚間因對方無足夠船只運載第二梯隊來援。國民黨軍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事后慶幸說：“若無十二兵團之增援，則吾人之遭遇，誠有不可想象者。”國民黨軍裝甲兵戰史稱，當海邊防線被突破后，“如無裝甲兵，則壘卵之危恐難幸免”。國民黨軍第十九軍軍長劉云瀚承認戰斗第一天已用盡了島上的兵力，當天晚上是“最危險的一夜”，如遇登陸第二梯隊，“勝負之數還未易言”。總之，這幾個僥幸因素少一個，勝敗屬誰即很難說。
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和第二十八軍的領導事后總結教訓，認為有幾個疏忽碰到一起：在攻擊廈門前已有可運載8個團的船只，假如不攻廈先攻金，除去不適用于攻金的小舢板外，船只還可運載5個團以上的兵力，這時國民黨軍第十九軍又未到，攻擊金門是有很大把握成功的，攻占金門后廈門的出海口即被封鎖，也不能守;假如攻廈后就能集中足夠運6個團的船只，也完全能在國民黨軍第十九軍到達前攻占金門，即使其來援也未必不能取勝;假如在知道國民黨軍第十二兵團已向金門增援后停止執行原計劃，待船只足夠再攻，也有取勝的很大可能;假如登陸部隊掌握了潮汐規律，能使船只返航再渡，上岸后再能很好地組織指揮，仍有避免失敗的可能。另外，據后來得到的消息，蔣介石原準備將金門守軍李良榮兵團撤回臺灣休整，由胡璉兵團接替金門防務，解放軍發起進攻時正值李兵團未走、胡兵團接防之際，早打晚打都要好一些。總之，這幾個失誤如能避免一個，也不至于遭此失敗。
解放軍在金門的失利確實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從哲學上講，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盡管第十兵團攻金失利是由當時許多特殊原因和偶然因素集中到一起促成的，然而仔細分析這些因素的出現，卻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思想情緒，那就是主觀主義，既不了解渡海作戰規律又未注意認真研究。正如金門戰斗結束三天后第十兵團政治部主任劉培善的報告中所說的：“主觀主義是最為危險，高級指揮機關的作戰方案、愿望與意圖必須與具體實際情況相結合，此次戰斗失利是不從敵情、我情、海情三方面實際情況出發的必然結果。”
在過去長期的戰爭年代中，毛澤東歷來強調調查研究，對主觀主義深惡痛絕，在延安整風中將主觀主義作為“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但是在解放戰爭后期的順利進軍中，又出現這種主觀主義的錯誤，其思想根源則是經驗主義所導致的驕傲輕敵。在解放戰爭后期一帆風順的勝利進軍中，一些同志自認為對付國民黨殘軍已經毫無問題，將陸戰和渡江作戰的一般規律當作所有條件下作戰的普遍規律，而不注意研究渡海作戰的特殊規律，就出現了急躁求勝打莽撞仗的情況。在平潭、廈門作戰中其實都出現過險情，卻都馬虎對待。假如金門戰斗中不暴露出這些問題，在以后的渡海戰斗中繼續輕敵，那么在后來的戰斗中還必然會以偶然性的形式出現嚴重失利的。
葉飛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總結金門作戰的教訓說：“我們接受經驗教訓不能僅限于此，不能僅從微觀上接受教訓，還應該從宏觀上體會這次教訓的更重大的意義。那就是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沒有制海權、制空權，要實行大規模渡海登陸作戰是非常困難的。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軍還處于劣勢的條件下，要僅僅靠木帆船橫跨臺灣海峽，解放臺灣，現在看來，恐怕是會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頭的。金門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訓，頭腦清醒起來。接受攻金門失利的經驗教訓的真正意義，也許就在于此。”葉飛的這段話，確實從較高的層次闡明了金門失利帶來的深刻反思。
失敗是成功之母。人民解放軍橫掃中國大陸期間對付國民黨軍爐火純青的戰略戰術，也正是從多少次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總結中逐步升華而成的。這些成功的經驗雖然反映了當時國內戰爭的一般規律，但是海島作戰除了反映這種一般規律外，還有自身的特殊規律，而這些特殊規律恰恰又是人民解放軍過去所不掌握的。金門戰斗的教訓，從反面促使軍隊領導和渡海部隊去探索渡海作戰新的特殊規律。
不避諱失利、主動承擔責任和善于總結經驗教訓，是當時人民解放軍的優良傳統。金門戰斗失利后，人民解放軍從統帥部到參戰部隊都很認真地進行了總結。
金門失利第二天即10月28日，第三野戰軍就批評第十兵團說：“查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和急躁所致。”同時又要求“將此次經驗教訓深加檢討”。當時，解放軍參戰部隊的各級領導都主動談到了自己的失誤。負責指揮第三野戰軍作戰的粟裕副司令員盡管未指揮這一戰斗，戰后卻主動向中共中央承擔下級失利的責任。后來他還對肖鋒說：“金門失利，不能歸罪葉飛，更談不上你肖鋒，主要責任在三野前委，特別是我這個主管作戰的人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這些地方出亂子影響很壞，所以沒有擠出時間到你們那里去檢查一下戰前準備情況。因此我應該承擔主要責任。”
第十兵團在金門戰斗失利后迅速總結了經驗教訓，在10月28日即向野戰軍報告說：“我們檢討造成此次金門作戰之慘痛損失原因，主要是我們急躁勝利沖昏頭腦，盲目樂觀輕敵所造成直到已發現胡璉兵團已開始從汕頭船運增援金門，仍應在援敵未全部到達時予以攻擊，在船只不足的情況下，未斷然下決心停止攻擊，這是最嚴重的錯誤。”10月30日，第十兵團政治部主任劉培善也代表兵團總結了經驗教訓并上報，具體地檢討了失利的重要原因是：“操之過急，但求速效不冷靜思考。只是向下交代任務，發布命令，在戰斗上必遭失敗，成功也是偶然的。廈門戰斗曾開過三次會議討論，從各方面分析，因而比較順利。對金門戰斗，兵團未專門開會討論，故得此惡果。”“戰斗決心下定以后，即使完全合乎實際也必須在戰術上、部署上作明確指示，切實督促檢查，始能貫徹。金門戰斗對二十八軍如何執行作戰部署未能引起注意，既無直接指揮，又無派員前往嚴格檢查督促，亦是造成戰斗失敗原因之一。根據這些經驗教訓的認識，此次失利的基本主要的責任應由兵團負之。”
10月31日，兵團在廈門老虎山洞舉行黨委擴大會，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張鼎丞、兵團司令員葉飛、兵團政委韋國清、第二十九軍軍長胡炳云、第二十九軍政委黃火星、第二十八軍副軍長肖鋒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參加了會議。肖鋒在會上第一個發言，檢討了金門戰斗的失利是領導判斷錯誤，指揮也有失誤，是驕傲輕敵的結果，并請求十兵團黨委、三野前委給自己應得的處分。葉飛第二個發言，主動承擔了責任。后來，葉飛又一再向華東軍區和黨中央請求處分，毛澤東當時表示：“金門失利，不是處分的問題，而是要接受教訓的問題。”陳毅也于當年11月8日致電說，凡為了殲滅敵人積極作戰，即使部隊受到損失，也不追究個人責任。
通過總結，不僅深挖了思想根源，同時也正確認識了渡海作戰的特殊性。粟裕于11月14日指示第七、第九、第十兵團并報軍委華東局，強調說：“查金門戰斗失利，其主要原因為輕敵驕傲與急躁，因而強調爭取戰機，卻放松了充分準備所致自我大軍南進以來，蔣匪整個兵力及政治條件雖已處于絕對劣勢，但其防線縮短與垂死掙扎，其抵抗力適當增加，而我們干部卻忽視此點并機械地強調內線作戰時及運動戰時之爭取戰機，而忽視對已設防敵人的充分抗擊準備，同時亦未意識到目前敵人在海空軍方面仍是優勢的作戰情況。”同時又規定：“今后機動發起攻擊之權限應加以縮小，以收統一之效。”
隨后，華東野戰軍和第十兵團通過吸取經驗教訓，總結出渡海作戰的一系列作戰要領，對于依靠現有裝備如何航渡、如何組織火力掩護、如何掌握時機、如何登陸并在島上展開進攻等問題，都總結出許多全新的具體戰術原則，為下一步渡海作戰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對于當時在大陸一敗涂地的國民黨軍來說，金門之戰雖小，倒確實是他們很久以來僅有的勝仗，在當時被大吹特吹，說成是什么“轉折點”，直到70年代還拍什么《古寧頭大捷》的電影。對于一個在大陸喪師數百萬的軍隊和政權來說，將一個只僥幸消滅對方不足萬人的小仗如此長久地吹噓，隨后又將只殺傷人民解放軍一千多人的登步島之戰也和金門并列吹噓，真可謂是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勝利法”再現了。
其實臺灣國民黨的一些高級將領私下也不承認金門這一小仗有什么可值得吹噓，胡璉在70年代就曾說過：“筆者二十多年來，不愿談古寧頭戰事”。“我輩軍人失去中國大陸，恥辱殊甚！區區登步，何足道哉？”任何對歷史有公正看法的人，只要縱觀一下解放戰爭乃至臺灣海峽兩岸軍事斗爭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門戰斗的失利，在解放戰爭戰略追擊的掃尾階段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僅僅暫時延緩了一下解放東南沿海的戰役進程，卻并未影響戰略全局，人民解放軍在大陸和沿海地區的勝利進軍以及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的態勢也并未因此改變。
金門戰斗結束后，人民解放軍在大陸上只用了兩個月，就橫掃云貴川黔桂數省的國民黨軍百萬殘軍。金門戰后僅半年，第四野戰軍在渡海作戰中又解放了面積比金門大幾百倍、距大陸更遠、守軍也更多的海南島。隨后三野大軍進逼舟山時又迫使國民黨軍棄島而逃。1950年夏天，人民解放軍還解放了國民黨軍固守的東山島、萬山群島，并準備隨即再攻金門。70年代后臺灣方面公布的史料也承認，舟山解放后，國民黨軍金門守軍也接到撤退命令，只是因美國的武裝介入才停止。所以，對于國民黨軍來說，金門之戰在臺灣只是暫時勉強地極有限地刺激了一下人心，根本未構成什么“轉折”。對于人民解放軍來說，金門之戰主要是從反面提供了一個有關渡海作戰的重要教材，使隨后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作戰在有把握的基礎上得以順利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