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是中國文學史上首指一屈的百歲作家。其長壽之道在養(yǎng)精他1927年23歲在巴黎開始創(chuàng)作，在《回憶》一文記有：我每天上午到盧森堡公園里散步。他這種運動生活，一直持續(xù)到中年和老年。即使在1967年9月18日文革時63歲，他被紅衛(wèi)兵非法揪到上海江灣，在《隨想錄。五十五。趙丹同志》記有：“準備26日開批斗大會一兩天，我晚飯后照例在門前散步。”如此60多個春秋也堅持著泰然地散步，便是《黃帝內經》中“廣步于庭”的養(yǎng)生處方。其作用有如《老老恒言》所指出的“步主筋，步則筋舒而四肢健”，“人散步所以養(yǎng)精”的全身性吸氧運動。

他還把散步運動與寫作的體驗生活結合。如在29歲的1933年寫《雪》，他曾冒著濃煙和塵埃，積極到浙江長興煤礦生活；在48歲的1952到1953年，為歌頌抗美援朝，他兩度360天深入到戰(zhàn)地。這樣“一身動一身強”的活動，自然換得精充力足的回報。

《壽世保元》指出“男子破陽太早則傷其精全”。他“為了寫作，避免為生活奔波”，40歲才結婚。晚婚而保精，正是“養(yǎng)生者務實其精”的關鍵。加上他終身不嗜煙酒，又從源頭上堵住了一定的病根，呵護著他一副康健的體魄。

益氣他說：“應把個人的命運聯系在民族的命運上。”1937年日寇“八·一三”進犯，上海軍民奮起抵抗，他便在《自由快樂地笑了》一文中，高喊：“這炮聲帶回來我們的勇氣、信心與熱情，……是的，侵略者一定會失敗，會滅亡的”。“人之有生，全在于氣”，這種大氣凜然，直接產生和擁有旺盛精力的正氣。

抗美援朝中，他毅然到志愿軍防空洞，成為“兵團一員”，及時發(fā)回幾十篇優(yōu)秀的戰(zhàn)地通訊。出版有《生活在英雄中間》等6部專集。

他還說：“生命的意義在付出、給予。”他擔任文化出版社總編時，義務編輯了大批中外名著；同時編輯出版十多位無名的優(yōu)秀處女集，如盧劍波、李林等文集。對從未謀面的田濤、屈夫、鄭定義等作家熱情扶助。這種“正氣存內”的滾燙熱心，焉會不具有“邪不可干”的強大免疫力。

怡神他性格溫和，不急不躁，最大的愛好是讀書。在《我和文學》中，他說：“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到手的就讀，腦子里一大堆‘雜貨’。”如《古文觀止》的兩百多篇，他能倒背如流。如此積極吸收人類知識精華，自然高瞻遠矚，寵辱不驚，高尚情操怡然而生。

文革浩劫時，他既然“不出賣自己靈魂”，當然要遭到“四人幫”扣上10多項重重大帽，還加上抄家、揪斗、鞭打、剝奪人身自由。年近古稀尚發(fā)配“五七”干校兩年多。特別是1973年妻亡家破后，他仍竭力調攝情志，化悲痛為力量，努力“要堅持下去”，在“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中，每天默默地躲在舊汽車房樓上。哪管酷暑寒冬，專心致意地翻譯赫爾岑《往事與深思》幾百字，悅樂安神，準備著把人類的真善獻給社會。

撥亂反正后，1979年全國第四屆文代會上，他和郭沫若、茅盾等并列為“一代文學巨匠”。1982年4月，又喜獲意大利但丁國際獎。1984年5月，國際第47屆筆會，又被譽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1984年8月，上海市第三次文代會上，全體代表致巴金信中，稱其為“杰出的文學大師”。可他在《大鏡子》一文中公開說：“我只是一個作家，一個到死也不愿放下筆的作家。”75歲后，他仍老而彌堅，響亮提出：“把心交給讀者”，“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在他的巨著《講真話的書》（含《隨想錄》5卷），更是勇敢追求科學、民主、法制和對和諧社會的呼喚。

他將出版所獲“福岡亞洲文化特別獎”的五百萬日元和大批珍貴文獻資料捐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及那一次次隱姓埋名為希望工程、受災地區(qū)捐出的存款，既是“神藏于內”的人品顯露，又可謂是“精神皆安，以此養(yǎng)生則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