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八年的長樂宮，當王政君把傳國玉璽摔在地上的那一刻，整個世界仿佛也天崩地裂了一般，狂風怒號，馬嘶虎嘯，一個舊王朝黯然褪去.可是，本該彈冠相慶的新王朝卻沒有表現出過多的喜悅，朝堂上反而彌漫開了一股不詳的氣息。王莽坐在皇位上，靜靜看著殘缺了一角的玉璽。這尊玉璽是當年秦始皇命李斯與孫壽用和氏璧打造的，算起來，已經二百年有余。二百年過去了，人們經歷了秦末混戰，經歷了文景之治，也有過罷黜百家的巨變，有過桑弘羊改革的震蕩，歷史再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像每一個王朝的結尾一樣.公元八年的中國天下大亂，不斷擴張的地主階級瘋狂兼并土地，流民涌現在了大漢王朝的各個角落，他們四處游蕩，膽小的餓死，膽大的成了盜賊，或者加入農民起義軍.

中國大地上仿佛壓抑著一股暗流，荒蕪的土地下埋藏著的不是種子，而是噴薄欲出的血漿。

就在這時，眾望所歸的王莽登上了帝位，改國號為‘新’。

政治經驗豐富的他知道，中國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他要著手開始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改革，這場改革會使天下歸一，再也沒有貧富之分，鰥寡孤獨有所養，男女老少有所從。

王莽坐在皇位上，心中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微微顫抖了起來，我等了二十年，這一天終于到了，我會去做一件開天辟地的事情，秦皇漢武沒做到的我能做到，我將會成為與日月同輝的千古一帝。

夕陽映在他努力抑制著激動的臉上，風吹起了他的衣角，王莽端起了殘缺一角的玉璽，蓋印在皇帝的第一份圣旨上。

在公元元年前后的西漢，王莽的人氣與威望那真是山呼海嘯，眾望所歸，全國上到公卿下到農民，都一致認為只有他才能拯救日漸沒落的西漢王朝。

在他因為政治斗爭被迫閉門謝客的時候，數十萬民眾自發走上街頭請他重新出山，上百萬份奏折與請愿書擺到漢哀帝的案頭，要求恢復王莽官位。

在他看來，商鞅變法禍害了中國上百年，使得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社會產生了嚴重的階級矛盾，想要拯救社會的唯一辦法，就是托古改制。王莽托的這個古，就是《周禮》。他即將對中國社會進行一場從上到下的整體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三個部分，官制、田制和幣制。漢代官制基本承襲了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國家權利被分為了行政、軍事、監督三項，再呈金字塔型向下分配，層層制約，互不相擾。不過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其弊端逐漸顯現了出來，世家大族權利逐漸擴大，門閥壟斷了官員替補，制度僵化，行政體系效率低下，像一個運行了五十年的發動機，已經無法再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更可怕的是，這些大家族還掌握了天下大多數的田地、金錢，蓄養奴隸家丁蔚然成風，他們的興起，對中央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威脅。王莽把改革的手對準了這些門閥士族。

首先，他廢除了三公九卿制，恢復西周官制，也就是《周禮》中記載的極其復雜的內服制度。

這項改革是有問題的。

三公九卿制的確跟不上社會的發展了，可這不代表著西周的制度就可以解決三公九卿存在的問題。

就像家里的舊彩電壞了，你卻換了一臺新的黑白機，還不如之前的舊彩電呢。

所以王莽對于官制的改革是有點雷人的，用現在的說法是典型的學者型政策，太過于理想主義。

但更不可思議的還在后面。

王莽為了解決土地兼并問題，使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居然恢復了西周時期的‘井田制’，按每人一百畝的標準將天下田地重新分配。

我們知道當年商鞅廢除‘井田制’的原因是鐵器牛耕的出現，生產力大大提高，每個人的耕種面積也大大提高，井田制這種“千耦其耕”的方法適應不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被小農經濟所淘汰。

這項政策看著沒錯，但卻有致命弱點，就是對政府力量的嚴重高估，市場是在不斷變化的，政府說到底是人組成的，人的反應不可能與市場變化同步變化，汽車要撞上，司機還不知道打方向盤，只能跟世界說拜拜。

果不其然，當時市場在政府百分百的干預下，出現了嚴重的脫軌，商業隨即崩潰。

商業的崩潰帶來的是農業的大崩潰，王莽改革瞬間變成了農民起義軍的后勤部，起義軍愈發壯大，最終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可此時的王莽卻將矛頭對準了周邊國家。

許多人說王莽是穿越者的依據也由此而來。

他將“高句麗”改名為“下句麗”，將“匈奴單于”改名“降奴服于”，這無疑替無數管朝鮮叫“棒子”的仁兄出了口惡氣。

可在當時，這一句斗氣似的稱呼帶來的是無數白骨埋葬邊境，各族關系迅速惡化。

后來民主革命時提出“五族共和”的概念，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減少革命的阻力，而王莽國內改革水深火熱之余還用迷之自信挑釁外邦，只能有一種解釋，他想轉移國內矛盾，就如同漢武帝改革，就是在對外戰爭觸發國內巨大向心力的情況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