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末年，內憂外患，外患自安史之亂始，各地節度使擁兵自重，與朝庭分庭抗禮，嚴重挑戰中央的權威;內憂是宦官與皇權倒置，實權與虛御的博弈，使原本羸弱的政權搖搖欲墜。歸納起來，晚唐的政治特點無外乎三點：藩鎮割據、黨爭、宦官專權。

唐末各地藩鎮的節度使各自為政，完全獨立于中央政府，形式儼然回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央朝廷不僅外敵環伺，朝廷內部黨爭猖獗，以牛僧孺為首領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為首領的李黨，兩派勢力互相傾軋，而在“牛李黨爭”的幾十年間，也正是唐末宦官當權的時節。宰相大臣不憂國家之治，唯恐其黨爭不進，對朝廷的忠心，都被權勢斗爭所裹挾。文宗皇帝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

當然，最嚴重最有特點的政治形勢，就是宦官的權力與皇權倒置。中國的歷史，歷朝歷代總有宦官干政。東漢末年宦官在外戚與皇權斗爭的夾縫中，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十常侍把持朝政，到后來導致黃巾起義;明朝宦官專權，劉瑾魏忠賢之流禍國殃民。仔細衡量之下，宦官勢力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并完全左右朝政的首推唐朝，歷朝歷代皆不出其右。唐代的宦官，是被罵的很兇的一個群體，權力之大亙古未有，“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唐代后期，僅有的那點軍事都由宦官管理，宦官任樞密使，掌握軍事大權。

從德宗皇帝開始，宦官掌握禁軍便成了慣例。有的宦官還經常出任臨時性職務，做軍隊的監軍，監視軍隊的一切活動，以便向皇帝報告。其實，向皇帝報告也就是個象征，皇帝最后也會委派給宦官的。朝野上下，遍布皇帝耳目，對比明代的廠衛制度，明代的廠衛，也是由宦官管理，和唐代相比，唐代的宦官直接授理軍隊，而明代宦官，似乎還沒有到直接指揮軍隊的地步。為什么宦官在唐代會如此受寵？其實各朝各代大抵相同，因為宦官屬于皇帝的家臣，他們不同于一般大臣，說白了宦官都是皇帝的家里人。他們是一群特殊的群體，是皇權衍生出來的寄生物和附屬品。

相比之下，大臣們都有子有孫有家族裙帶，所以大臣們致力于為本家族謀利，很容易結黨營私，對于皇權不利。而宦官在生理上已經斷絕人倫子嗣，在社會心理上也被隔絕在正常社會之外。和大臣官僚相比，宦官缺乏獨立性，而且宦官囿于宮里，和皇帝的關系更親昵。皇帝也就最放心這群人，于是他們背靠著權力的大樹和權力之源，有了區別于正常的官僚系統的升遷，而取得一步登天的捷徑。權力通過捷徑取得，也就意味著會很容易被濫用。再加上宦官本來就有心理上的變態，他們走上這一條路，就是覬覦權力，所以大多數的宦官，有了權力以后，他們禍國亂政也就順理成章。

往往王朝的后期，各種亂象橫生，王朝的興衰周期，制度的弊病，皇帝的統御能力和領導藝術都難以再繼。這種外部的環境，就又為這些權力欲望極強的宦官群體，創造了環境溫床。所以到王朝的最后，演變為宦官權力高于皇權，甚至可能決定皇位的繼承人選，唐朝末年就是如此。唐朝后期的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擁立。憲宗和敬宗皇帝竟為宦官所殺，中央政權名義上是在李姓皇帝手中，實際上完全被宦官所操縱，皇帝成為了宦官的傀儡。這就是主奴的權力嚴重倒置。唐朝覆滅之后，由于各地方節度使自立為王，朱溫滅唐后進入五代十國時期，他們對權力也極具貪婪之心，所以他們得選擇能信任的人，宦官則是不二人選。雖然宦官極易專權，但他們出于極為謹慎的集權心理，在不能找出萬全之策的同時，只能是繼續培植宦官。

皇權的存在，出于自我保護的心理，就一定會存在一種衍生的權力，與皇權相對的就是能顛覆皇權的權力，這樣一種心理在反映到現實中就是不信任外臣，而獨寵中官，因此宦官亂政的潛在危險也就一定存在。皇權衍生的權力群體，在帝制的中國，表現最明顯的就是宦官專權。皇帝的手伸得太長了，他們找親信管理就得找這些宦官。在這期間宦官不僅知軍事，還有皇城使，軍器庫使，飛龍使，供奉官等等。這些官職顧名思義，每個具體的工具都是皇帝派自己的親信在經營，實際上就等于是自己直抓。這些自立為王反叛為王的將軍，他們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權力被重蹈覆轍，甚至他們比按照合法程序承繼大統的皇帝，這種感覺還要怕。所以權力也就抓得更緊，培植的宦官也就越多，亂政的風險也就越大。皇帝一人抓，帝國的版圖相對萎縮，皇帝對有限資源的控制力加強，宦官就是爪和牙，理所當然這些大佬們也就雞犬升天。

在歷史上，宦官權力膨脹，這個問題一直也沒有得到太好的解決，只能說相對弱點還是相對強點。清朝在宦官亂政的問題，解決的相對來說好點，清朝從努爾哈赤崛起于關外建立后金到辛亥鼎革296年的歷史，并沒有出現過嚴重的宦官亂政，但也不能說完全根除宦官當權問題，只是相對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