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期間的驚天大案 金陵日本領事館毒酒案
1939年，一對中國平民兄弟，在日偽統(tǒng)治下的淪陷區(qū)的核心——南京城里，在戒備森嚴的日本駐中國總領事館的盛大宴會上，憑著一腔殺敵復仇的愛國熱血與勇敢機智的行動，制造了震動海內(nèi)外的驚天大案。這段塵封近70年的歷史事件驚心動魄，令人蕩氣回腸……
1939年6月10日晚7時半，日本駐南京總領事堀公一在其官邸舉行盛大宴會，隆重招待日外務省次長以及侵華日軍“華中派遣軍”司令部頭目。另外，汪精衛(wèi)偽政權中的幾個政要也應邀參加。
不料宴會剛開始，忽聞有人怪叫：“酒里有毒！”立時舉座皆驚，亂作一團。堀公一命令書記官對酒宴用的陳酒徹底檢驗，又急令醫(yī)院速派醫(yī)務人員趕來搶救。約過了15分鐘，陸續(xù)有人喊身體不適，且口齒不清，步履蹣跚。既而有人倒地，赴宴的人幾乎都是嘔吐不止。總領事館里混亂不堪。兩個貪杯的日本書記官中毒甚重，當晚斃命。此事震驚日寇，消息很快傳遍了大江南北。
1939年6月12日(星期一)的重慶國民黨《中央日報》第二版用一則簡短的消息報道了此事：
敵外務省政務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滬赴寧，敵駐寧總領館于十日晚七時設宴歡迎……計二十余人。所食黃酒中為暗置強烈毒質(zhì)，敵偽暢飲后立即中毒，均暈倒地上，一時秩序大亂。
6月18日(星期日)的《中央日報》第二版報道稱，仍有人“中毒甚深，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毒酒案發(fā)生后的第三天，日寇即開始了對此案的偵破。他們將目標鎖定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兩個中國仆役詹氏兄弟身上。
詹長炳、詹長麟兄弟倆與其父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蘭英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是世居南京的一戶貧民家庭。其祖籍為皖南徽州，在明朝初年就移居南京，歷經(jīng)數(shù)百年，已成了地道的“老南京”。哥哥詹長炳，1910年生;弟弟詹長麟(又名詹長林)，1913年生。
詹長麟自小就機警靈活。他在1928年剛15歲時，就參加國民政府警衛(wèi)第一旅，任旅長兼南京警備司令俞濟時(1990年病逝于臺灣)的小勤務兵。1932年初，詹長麟19歲，隨軍參加了一·二八抗戰(zhàn)，經(jīng)歷了戰(zhàn)火的考驗，鍛煉了膽識與辦事能力。后來他退伍，回到南京黃泥崗薛家巷14號的家中，搞紡織謀生。
1934年4月，詹長麟得到一次機遇。他由父親的一位茶友王明和先生的兒子王高科介紹，到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應試當仆役，每月可得14塊銀元的工資。當時招收的中國仆役有4個條件：一是不懂日語;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質(zhì);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腳要麻利。詹長麟基本符合這些條件。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親自對詹長麟面試，十分滿意，讓詹長麟任自己的仆從，為其打掃房間，端茶送水。詹長麟做事勤快機靈，肯吃苦，深得日本人信任。
令詹長麟想不到的是，那位王先生介紹他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原來是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情報組織一手策劃與部署的。日本先后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侵占了中國的東北地區(qū)，并瘋狂地向關內(nèi)地區(qū)擴張，中國的民族危機空前深重。隨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國民政府也在各方面進行抗日備戰(zhàn)的工作，其中包括至關重要的對日情報工作。介紹詹長麟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署。
就在詹長麟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10多天的一個晚上，一輛黃包車停在詹家門口，一個頭戴禮帽、眼架墨鏡、身著藍布長衫的年輕人來到家中，說有事情找他，把他帶到了著名的鼓樓飯店2樓4號房間。
詹長麟走進后，只見一個同樣是戴禮帽、架墨鏡、穿藍布長衫的青年人跟進房間來，隨手關好門，便滿面笑容地說：“你叫詹長麟吧，在日本總領事館干得怎么樣，酬勞還多么？你曾經(jīng)參加過一·二八抗戰(zhàn)，在停戰(zhàn)期間，因你母親生病，八十八師第二六二旅五二四團團副黃永淮(1944年4月下旬，在河南省于莊犧牲。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準其為革命烈士。——筆者注)讓你回家探母，這件事你還記得嗎？”
詹長麟聽了這番話后，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對方對自己這番經(jīng)歷竟如此了解。之后這個人又對他講了許多國家形勢和愛國道理，并又問道，為什么有人介紹你到日本領事館當仆人？詹說不知道。那人鄭重地說，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報，為國家效勞;而后才自我介紹說：“我是首都警察廳特警科外事組組長趙世瑞(1952年中風作古于臺灣——筆者注)。
詹長麟吃了一驚，一時說不出話來。
趙世瑞拔出一支手槍放到桌上，接著說：“我們了解你。你做過軍人，有愛國心。我們把機密都告訴你了。現(xiàn)在有兩條路讓你選：一是秘密當我們的情報員，搜集日本領事館的情報，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為我們工作，不肯為抗日工作，那你現(xiàn)在就在我面前，用這把手槍自殺。”
詹長麟努力讓自己鎮(zhèn)靜下來。他想到日寇這幾年對中國日益猖狂的侵略活動，想到他在一·二八事變中與日軍的拼殺，想到許多沙場捐軀的戰(zhàn)友，立即表示愿意為首都警察廳外事組工作。從此，他就成了秘密派遣在日本總領事館“臥底”的特情人員，每月可得10元的薪金。
南京國民政府軍事情報組織成立于1932年4月1日，最初名叫“中華民族復興社”，本部(即乙處)設在南京市四條巷，同時在市內(nèi)雞鵝巷53號設立辦公室處理機要(即甲處)。
“特務”是特別任務的代稱，工作范圍有情報、策反、行動等。詹長麟加入首都警察廳外事組后，特務組織給他取代號65，化名袁露，并讓他秘密接受了各種特工訓教。詹長麟在秘密受訓中了解到，特務組織內(nèi)部結構極為嚴密，凡加入者即為終身職業(yè)，不許改變，一直到死為止。
詹長麟利用自己是日本總領事仆從的身份，每天為日本總領事收發(fā)信件、打掃房間、傳呼人員、采購物品等，可以偷偷看到日本總領事來往的信件，包括各種絕密的文件。日本總領事館里的各種動向，甚至總領事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監(jiān)視之中。他常常能獲得各種重要的情報。有時詹長麟看到從日本寄來的重要信件，就帶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開記錄后，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總領事的桌上。信封上的郵戳是詹長麟現(xiàn)蓋上去的。這是他用牙骨做的假郵戳，蓋出來的印章與真的一模一樣，從來沒有露出過破綻。
詹長麟每次獲得情報后，就在家中用明礬水寫在白紙上，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來了。其家附近有座關帝廟，首都警察廳外事組與詹長麟約定，將關帝廟作為他們的秘密聯(lián)絡點。詹長麟讓母親把他寫成的情報悄悄插到關公像后面的一個小洞里，到時候就會有人來取走。同時，詹母也從關公像后面小洞里拿到指示，帶回家交給兒子。若有重大事件，詹長麟就將收集的情報交給首都警察廳外事組指定的楊立民、黃泗清、潘崇聲、卜玉琳等傳遞上去。這4位聯(lián)系人先后是他的上司，他們性格脾氣雖各異，但工作態(tài)度都十分嚴謹認真，沒有絲毫馬虎，執(zhí)行任務雷厲風行，爭分奪秒，遵行“大老板”戴笠的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種“當日事、當日畢”的作風。
1934年6月，在日本駐華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的策劃下，借口所謂時任日本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蹤事件，挑起了一場震動中外的外交風波。日方誣稱藏本英明是被中國政府的特工秘密綁架殺害了，并由此演繹成一場對中國的武力威脅，甚至企圖由此制造對華的戰(zhàn)爭借口，就像1931年沈陽九一八事變那樣。這就是民國史上著名的“藏本事件”。
在這緊要關頭，剛到日本總領事館工作才兩個月的詹長麟，把他在日本總領事館的所見所聞，及時報告給了首都警察廳外事組。這個藏本英明實際上是朝鮮人，很早就舉家遷居日本，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yè)到外務省工作。長期的“支那事務”研究，使其不僅對中國情況十分熟悉，一口漢語也說得十分流利，是個典型的“中國通”。
藏本英明“失蹤”那天——6月8日晚上10時30分左右，詹長麟親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總領事館的一輛轎車，出中山門上陵園路往中山陵方向開去了。首都警察廳廳長陳焯命令督察處長金斌等人，根據(jù)詹長麟提供的情報和其他方面獲得的消息，很快于6月13日中午11時許，在明孝陵附近的一個山洞里，找到了藏本英明，使日本軍國主義的這次侵華陰謀破產(chǎn)。
詹長麟就這樣表面上當仆從，暗中搜集情報。他兩面拿工資，每月共得24元。當時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賣3塊錢，所以家里的生活變得寬裕起來。但他的工作十分危險，時時刻刻都提心吊膽，神經(jīng)就像一根繃緊的弦。由于他機警靈活，又曾經(jīng)受過戰(zhàn)火的考驗，所以在生死之間，顯得膽大又心細。或許當時特務組織正是由于這一點而看中了他。
一天，天氣很好。總領事館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屋子里空無一人。詹長麟見是個很好的時機，就悄悄地走進總領事的房間，先是在廢紙簍里翻了一下，見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東西，馬上又拉開辦公桌的抽屜，看看有沒有新的文件。這時，樓梯響了。詹長麟一驚，急忙把抽屜關好，然后手拿抹布在辦公桌上擦起來。走進門來的是總領事館警察署副署長悌澤，見只有詹長麟一人在房里，頓時眼露兇光，“咚咚咚”走到他面前。詹長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計，直挺挺站立著。悌澤滿臉怒容，揮手“啪”地一聲，在詹長麟的臉上重重地抽了一個耳光。詹長麟動都沒動，雖心中十分緊張，卻沒有絲毫表露。對方雖有懷疑，但沒有抓到什么把柄，只得將其趕出房間，然后轉身從墻上取下羽毛球拍，鎖上房門，走了。詹長麟一連幾天內(nèi)心都緊張不安，但表現(xiàn)上卻像沒事人一樣。他在此后就更加小心謹慎了。
1936年2月，詹長炳也被日本總領事館雇用當仆役;并也和弟弟詹長麟一樣，參加了首都警察廳外事組的軍事情報組織。詹長麟有了幫手，工作更得心應手了。
詹長炳、詹長麟兄弟二人為人樸實誠摯，在日本總領事館中做事認真細致，忠于職守，與上下相處得都很好;而且他們僅粗通文墨，不問世事，從無反日言論，因而深得日本總領事館先后幾任總領事的信任。而國民政府軍事情報組織對詹長炳、詹長麟兄弟的工作抓得也很緊。如果他們提交的情報少了一點兒，馬上就會受到質(zhì)問。特務組織往往要他們從3個方面反省：一、忠誠：是不是忠于組織，有沒有退縮背叛。二、破立：有沒有突破自己的成績，有新的開拓。三、廉恥：有沒有貪生怕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8月，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關閉。詹長麟兄弟接到首都警察廳外事組的命令，要他們在南京潛伏，伺機重回日本總領事館工作。
是年12月初，侵華日軍向南京進攻;13日，日軍占領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屠殺了30多萬手無寸鐵的中國同胞，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石頭城尸積如山，血流成河。
在這場大劫難中，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財產(chǎn)遭劫，房子被燒，半生心血毀于一旦，妻子也慘遭到日軍強暴。家恨、國仇和長期在日本人手下勞作的壓抑交織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日軍占領南京后，日本總領事館恢復，因原在白下路的舊館被戰(zhàn)火燒毀，新館改設在鼓樓坡頂上的原日本駐華大使館內(nèi)。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認偽“維新政府”，因而一直未在南京恢復大使館，這樣就使得在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后，直到1940年11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汪偽政府前，日本當局設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機構就是日本總領事館。
詹長炳、詹長麟兄弟找到日本總領事館的總領事堀公一，得以重回任仆役。日本人給詹氏兄弟一輛自行車，并發(fā)給他們一個寫著“日本領事館使用人”的白袖章，他們戴這個袖章騎著自行車可以自由出入南京城，隨處可見的殘暴景象讓詹氏兄弟義憤填膺，復仇的種子深深地埋在心里。
1938年4月1日，撤退到武漢的國民政府將原復興社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diào)查統(tǒng)計局”(簡稱軍統(tǒng)局)。詹長炳、詹長麟兄弟所在的南京潛伏組織劃歸軍統(tǒng)局指揮，稱為“軍統(tǒng)局南京區(qū)”，區(qū)長為錢新民。軍統(tǒng)局局長戴笠指示錢新民及部下50余人留在南京，堅持地下斗爭，并調(diào)南京區(qū)籌備處少將處長尚振聲任副區(qū)長。
詹氏兄弟重新回到日本總領事館任職后，時時尋找著打擊日寇、漢奸，為死難同胞報仇雪恨的機會。
這樣的機會終于到來了。
1939年6月初，詹長麟從日本外務省的一封來信中獲悉，日本外務省次長清水及隨員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總領事館視察。詹長麟當晚將這一情報傳送出去，立即引起了潛伏組織的高度關注。
6月6日晚10時，錢新民決定，在丹鳳街22號軍統(tǒng)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長潘崇聲家召開秘密會議，研究策劃“毒酒案”行動計劃，并要詹長麟密切注意事態(tài)的發(fā)展。
8日，詹長麟看到日本總領事館發(fā)出不少請柬。他從這些請柬中，得知10日晚，日本公使兼總領事堀公一將要在領事館舉行一場大型酒會，歡迎清水次長及隨員三重。應邀參加酒會作陪的人員，日方有“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將、參謀長吉本貞一少將、副參謀長鈴木宗作少將、軍報道部長谷荻那華雄大佐、特務機關本部部長兼?zhèn)巍熬S新政府”的最高顧問原田熊吉少將，以及谷田大佐、高僑大佐、公平中佐、巖松中佐、三國大佐、島本少將、三浦大佐、澤田海軍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偽“維新政府”方面的有偽行政院院長梁鴻志、立法院長溫宗堯、綏靖部部長任援道、內(nèi)政部部長陳群、交通部部長江洪杰、司法部長胡礽泰、教育部部長顧澄、外交部部長廉隅、財政部次長嚴家熾、實業(yè)部部長王子惠、南京市市長高冠吾等。總領事堀公一和領事內(nèi)田及兩名副領事4人將作為主人主持宴會。這份名單幾乎囊括了當時駐南京的日本“華中派遣軍”的首腦以及偽“維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長麟立即將這一情報火速報告給“南京區(qū)”。
軍統(tǒng)局南京區(qū)得到這一重要情報后，決定發(fā)動一次史無前例的投毒行動，出其不意地在日寇心臟上插上一刀，將日偽的核心分子一網(wǎng)打盡。行動若能獲得成功，必將給正在抗戰(zhàn)中的中國軍民一個極大的鼓舞，同時也給日寇漢奸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專門成立了投毒行動小組，由尚振聲任組長，政治助理書記卜玉琳負責聯(lián)系，情報助理書記李再生、劉玉卿負責撤退事宜，交通組長趙希賢負責撤退工具，會計主任安少如負責挑選毒藥。詹長麟則被定為投毒的實施人。
行動小組對投毒行動作了周密的計劃與部署。詹長麟接受了任務后，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說：“把毒藥投入酒瓶，是整個行動最重要的一步，決定成敗。我完全能做到。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這毒藥有沒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藥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賠進去也無用。”
藥品在6月9日通過哥哥詹長炳帶來，一個手指粗的藥瓶，玻璃外殼上面有USA(美國)的字樣，里面裝著白色粉末。詹長炳告訴弟弟：“這是美國貨，劇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無疑。”
詹長麟又向他們提出一個要求，說：“我有個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務后，能夠安全地撤離南京。我還年輕，還要繼續(xù)殺敵。我還有全家老小。這不會影響我完成任務。”詹長麟的要求得到批準。
1939年時，詹長麟26歲，家住南京市吉兆營12號;哥哥詹長炳29歲，家住南京市許家巷。
1939年6月8日，日本總領事館向各方被邀請人士發(fā)出請柬的同時，立即為這次盛大宴會忙碌起來。詹長麟被分配去為宴會購酒。他在6月9日——開宴的前一天，到中華路三山街119號的老萬全酒家，買回4壇紹興老酒。回到領事館，他將酒由酒壇灌進酒瓶。
6月10日是舉行宴會的日子，也是詹長炳、詹長麟實施投毒的日子。這天早晨，軍統(tǒng)局南京區(qū)將詹家所有人都集中在魚市街中華菜館吃了一頓團圓飯。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離死別，就在眼前。但大家誰都不講話。吃完飯后，詹長炳、詹長麟像往常一樣，到日本總領事館上班;家屬們則由專人安排護送，從下關渡江去江北八卦洲農(nóng)村隱藏。
6月10日晚6時左右，日本總領事館的酒會準時舉行。詹長麟按照預定計劃，事先就對人說：“我肚子疼，等宴會開了后，要去一下醫(yī)院。”宴會開始前，詹長麟負責溫酒。為了投毒萬無一失，詹長麟在開宴前幾分鐘，才偷偷把毒藥倒入酒瓶，并且使勁搖動，讓毒粉均勻地溶解在酒里。開宴時他見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經(jīng)擺好，便沉著鎮(zhèn)定地捧著毒酒瓶，走到桌邊，按順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邊，緊張地觀察事態(tài)的進展。
可惜的是，當宴會開始時，被邀請的日軍高級軍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偽“維新政府”的政要卻都來了。于是日本總領事館決定由本館日本外交人員補充空缺。總領事首先致辭，歡迎清水一行的到來，然后高呼：“天皇萬歲！干杯！”頓時宴席上群魔狂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然后一飲而盡。詹長麟躲在暗處，見毒酒已被敵人喝下去，知道任務已經(jīng)完成，便急忙脫掉白色工作服，跳上自行車，騎出總領館后門。
他趕到不遠處的傅厚崗高云嶺巷子里與哥哥會合后，迅速而去，經(jīng)玄武門出中央門，趕到燕子磯笆斗山江邊。劉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里等候，馬上把詹氏兄弟也送到了江北。
就在詹長麟離開領事館10多分鐘后，酒宴上有人發(fā)覺酒中有異常味道，大叫：“酒里有毒！”眾人還沒有反應過來，領事館書記官宮下一頭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書記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從椅子上滾下來。酒宴上頓時大亂，人人都舌頭麻木，表情癡呆，中了不同程度的毒。酒宴立即停止，召來日本軍醫(yī)化驗。結果發(fā)現(xiàn)酒中確有毒。但已有多人中毒倒地，船山、宮下兩書記官于當晚死去，其他的日偽要員經(jīng)百般搶救，才免于一死。
南京日軍當局惱羞萬分，迅速進行瘋狂的報復。當晚，日軍憲兵隊與偽警察局下令關閉了南京所有城門，封鎖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員，連老萬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嚴刑拷打。對日本總領事館的中國仆役更是全部拘禁，嚴刑逼供。最后，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見蹤影的詹長炳、詹長麟兄弟身上。但當日偽憲警趕到他們的住處時，發(fā)現(xiàn)詹家早已逃離。日偽當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與各報刊上遍貼(刊登)告示，對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緝抓捕。日偽的布告寫著：
詹長麟二十六歲，身高五尺二寸，體型瘦長，皮膚清白，高鼻圓眼，短發(fā)，走路稍有羅圈腿，身著白上衣，黑長制服褲。其妻黃氏，年二十四歲，身高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兒五歲，兒子三歲，都是身著黑色中式衣褲……
從6月10日到7月10日這一個月的時間內(nèi)，日偽當局在南京城里先后出動憲兵、警察、特務達1000多人次，進行拉網(wǎng)式的清查、搜捕。日方還派便衣特務到上海租界跟蹤追捕，但都一無所獲。
日本總領事館發(fā)生的毒酒案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盡管日偽當局嚴密封鎖，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迅速傳遍了南京城。市民們無不暗自拍手稱快。
南京的軍統(tǒng)地下情報組織為了防止日偽當局傷及無辜的同胞，也為了保護好軍統(tǒng)在這里的地下組織，乃以詹長炳、詹長麟兄弟的名義，專門寫了一封信，于6月25日從上海英、法租界寄給日本總領事館的公使兼總領事，說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擔一切責任，并表明他們這次采取投毒行動并非出于個人私怨，而是出于對日本侵華暴行的國仇家恨。信件全文如下：
總領事先生：
我們兄弟兩人在日本總領事館幾年的服務期間，對你們?nèi)毡救耸欠浅：玫模覀円卜浅Ｖ矣诼毷兀瑳]有一次做過違背你們的事，這你們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發(fā)生了中日戰(zhàn)爭，我們目睹日本對中國的無理侵略，對日本人確實感到失望。然而那時我們僅僅是從新聞報道中看到你們?nèi)毡救说膬礆垼€不是親眼看到的。因此，還沒有使我們改變在總領事館內(nèi)忠實服務的決心。后來，南京被你們?nèi)毡颈碱I，我們親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燒殺奸淫的一切獸行。甚至，連我們自己的家也被你們燒了，我們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強奸了，家里的東西也被日本兵搶劫一空。我們兄弟雖如此在領事館內(nèi)忠實服務，而我們的家被燒，妻子被奸污，財物被掠奪，可憐勞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們破壞盡凈。既然如此，我們還有什么希望？我們決心要為國報仇，為家雪恥，我們已經(jīng)和日本勢不兩立。只是我們既無兵，又無力量，加之總領事對我們又很好，因此至今我們都下不了手。10日，總領事招待客人，我們知道總領事不能出席，才決定下手。誰死誰不死，這就要看你們的命運了。
我們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為了滿足報仇雪恥的心愿。我們事前對誰也沒有講，事后更不愿意給別人添麻煩。“好漢做事一身當”，我們不想再說假話。我們已經(jīng)來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們有本事就請來捉我們吧！但不要懷疑其他的人。我們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們捉住，為多數(shù)被你們蹂躪的人們報仇雪恥，死而無憾。像我們這樣的勞動者，除以這樣的死作為代價之外，沒有比這更光榮的。我們在領事館進行這次行動，唯恐牽連總領事，但想不出其他報仇雪恥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館宴會的時間下了手。這樣做對不起總領事，感到遺憾。
詹長炳 詹長麟
6月25日
這是對日本當局的侵華戰(zhàn)爭的嚴正回答。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因為詹氏兄弟在信中聲稱他們已經(jīng)到了上海，即將去香港，顯然還將去中國的大后方，因而日軍當局立即派遣特務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定下抓捕他們兄弟的行動方案。但結果仍一無所獲，連人影子也沒看見。
其實，在軍統(tǒng)寄給日本總領事館的信中，聲稱詹氏兄弟將前往香港，是他們布下的煙幕彈。當時在重慶的國民黨《中央日報》根據(jù)軍統(tǒng)組織的要求，對毒酒案作了連續(xù)5次報道，也都故作疑陣，進行配合。這煙幕彈果然起了作用。對日軍起到很好的迷惑，使他們再也無法找到詹長炳、詹長麟兄弟。實際上，詹家兄弟并沒有到上海，也沒有去香港，更沒有前往大后方重慶，而是在軍統(tǒng)組織的幫助下，在江北六合鄉(xiāng)村一家躲避了一個時期，然后就和全家人亡命天涯，6年走過浙、閩、湘三省，歷經(jīng)磨難，終于在抗戰(zhàn)勝利后回到了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