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為什么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說起王安石和司馬光，可謂家喻戶曉。兩人同為一個時代的佼佼者，本來惺惺相惜，是一對好朋友，但司馬光為什么要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呢？難道真的是因為兩人的政見不同嗎？筆者認為，司馬光是個聰明人，他反對王安石變法純粹是一場騙局。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于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他“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從小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編修史書，而非政治。

司馬光22歲的時候中了進士甲科，從此步入仕途。但時間不長，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辭去官職，回家守喪。在守喪的幾年時間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層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讀了許多史書，對其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了認真總結和評論，為以后編著《資治通鑒》奠定了堅實基礎。治平元年(1064年)，他還修成了《歷年圖》一書，獻給英宗皇帝，這實際上就是《資治通鑒》的雛形。兩年后，他又撰成戰國迄秦的《通志》八卷上愛好歷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贊賞。可見，司馬光雖然從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著書立說，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場，身不由己。要完成歷史方面的鴻篇巨制，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司馬光一直在等待著這樣的機會。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駕崩，19歲的太子趙頊繼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寧擔任知府的王安石調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學士，成為皇帝身邊的大臣。從此，王安石與同為翰林學士的司馬光關系日益密切。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作詩，談論時政。在閑談之中，二人也有過一些爭執，但最終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雖然在政見上有分歧，有爭執，但對于二人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別是對于司馬光來說，他與王安石在政見上的不同，也只是爭執一下而已，絕不會因此而成為政敵，因為司馬光對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畢，要遍賜金帛，但由于宋朝連年發生自然災害，致使國庫空虛，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議免除賜金帛之舉。司馬光和王安石當時都在場，司馬光十分贊成宰相的意見，他說：“救災節用，應從主上和朝中貴官近臣做起。”王安石聽了卻說：“現在國家財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財之故。”司馬光在平時與王安石的閑談中，就知道他有變法圖強的志向，別人不知道他的話中之意，而司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馬光在精研史書的過程中發現。歷朝變法，幾乎無不以失敗而告終，特別是離他們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慶歷新政”，沒施行幾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對王安石變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轍，身敗名裂。此時，耿直的司馬光見王安石當面駁斥自己，便與王安石爭執起來。這次爭執與平時的爭執并沒有什么區別，不同的是這次爭執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見狀，覺得很不像話，就制止了他們的爭執。

王安石在與司馬光發生爭執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遞上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陳規。不思新變，流弊十分嚴重。而農民之所以“壞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財，大抵無法”。年輕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國家財政空虛，政治腐敗，軍事力量不堪一擊，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轉國家的形勢。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簡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見王安石，商討變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談。很合神宗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