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號家中的所有藏書移交給恩斯特·鄧作紀念，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這是右圖中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內容，寫于1975年，也就是宋慶齡遭遇“地震”之前。后來，鄧廣殷將這批書捐贈給了國家，如今，在上海的宋慶齡故居中，留存著遺囑中所說的珍本藏書4900多冊，其中很多書出版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她從不忘記別人給過她的幫助，真誠地向每一位幫助過她、為她做過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當被問及當年收到遺囑的心情時鄧廣殷說。

在上海宋慶齡故居陳列館，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被刻成了牌匾，靜靜地陳列著。大多數參觀者往往不會注意，當然更不知曉這份曾密存于瑞士銀行保險箱中的遺囑的來龍去脈。

在遺囑中，宋慶齡將自己北京和上海兩處住宅中的全部藏書作為回報，贈送給鄧廣殷。而在宋慶齡的全部私人財產中，這是最珍貴、最有價值的部分。宋慶齡一生喜歡讀書，因此，很多朋友贈書給她，她也喜歡收藏書。宋慶齡故居的這些書跟隨宋慶齡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其中有很多中外書籍今天已經絕版了。僅在宋慶齡上海故居，共有藏書4900多冊，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哲學、理論、文學、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類。除中文外，還有英、法、日、德、俄、希臘、朝鮮、拉丁等17種文字。其中很多書出版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年代最早的是1811年出版的文學書籍——英文版的《弗羅麗達的故事》。

鄧廣殷是何許人也？為什么宋慶齡要把珍貴的藏書全部饋贈給他？

鄧廣殷獲贈宋慶齡全部藏書絕非偶然

筆者在中國福利會工作，熟知鄧家父子;又因工作關系，與鄧廣殷經常來往。交往中，我感覺鄧先生為人低調，對宋慶齡感情很深。他曾讓我注意宋慶齡獨特的筆跡、書寫習慣和書法風格。他說，宋慶齡習慣并喜歡使用一種筆，但國內沒有，長期以來一直由他提供。但是他閉口不談遺囑之事。

第一次聽鄧廣殷本人講述宋慶齡給他的遺囑，是2007年12月在海南文昌的維嘉國際大酒店。為了表彰鄧廣殷熱心慈善，捐資助學，我請電視臺記者對他做個專訪。在介紹他時，我特別指出，宋慶齡與他關系很不一般，把全部藏書作為遺產送給了他。接著我的話題，他笑著告訴我，這里面有個故事，并簡單陳述了一遍。可惜，當時我忙于其他事務，沒有就細節追問，他也沒有詳談。

2009年12月，我在翻閱鄧廣殷新近捐出的宋慶齡寫給他的信時，發現其中一封提到了遺囑，引起了我的興趣。于是，我特意請鄧先生詳細講述了相關的故事。

鄧廣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鄧崇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第六、七、八、九屆委員，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第十四屆宋慶齡樟樹獎獲得者，也是中國福利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的領導人鄧文釗之子。

鄧家與廖家是親戚。鄧廣殷的母親何捷書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鄧文釗早年讀書時曾與在香港避難的廖夢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對于年齡相仿、閱歷豐富且具傳奇色彩的廖夢醒與廖承志姐弟十分欽佩。特別對表兄廖承志，佩服得五體投地，言聽計從。據鄧廣殷講，父親一直教育他要以廖承志為做人的榜樣。連讀書，都要進廖承志的母校。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經常約友人到鄧文釗家聚會，醞釀組建一個機構，向抗日根據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資和醫療援助。此時的鄧文釗已從劍橋大學畢業，擔任華比銀行經理。他以一腔愛國熱情，積極幫助廖承志在香港開展工作。廖承志就將鄧文釗作為可靠的同志推薦給宋慶齡，并在宋慶齡領導下一起創辦保衛中國同盟(即今天的中國福利會)。宋慶齡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鄧文釗任中央委員兼司庫，從此成為宋慶齡至親的朋友。為了支持宋慶齡的事業，他傾其所有，還提供自家客廳與游泳棚作為宋慶齡接待重要賓客的場所。為保盟解決車輛和交通運輸等問題，還騰出自家2個大倉庫給保盟使用，專門堆放準備向抗日根據地轉運的救援物資。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資全部由他親自接收并轉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為中國共產黨主辦了《華商報》。新中國成立后，鄧文釗擔任了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副省長，全國人大第一、二屆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去世。

鄧家與宋慶齡的友誼還表現在生活方面。新中國建立后直至改革開放前的很長時間里，物資供應始終匱乏，特別是生活用品和藥品。鄧家父子通過香港渠道，源源不斷地向宋慶齡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慶齡曾多次表示無法報答感激之情，稱鄧家父子依然擔當著“司庫”的職責。

宋慶齡生前將鄧廣殷視為干兒子，從1971年起給鄧廣殷寫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時間，共給鄧廣殷寫了189封信，在信中親切地稱他為“BB”。

鄧廣殷將宋慶齡遺囑密存瑞士銀行

1975年2月，鄧廣殷收到宋慶齡于1975年2月18日從北京寄來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廣殷：

我匆匆寫這幾行字是要告訴你，我們接到通知，現在到這個月底有一次6級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象)的(得)出，每個人都很緊張。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樣會給這里的人民中間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還是留在這里，不管會發生什么。

我已經寫好了遺囑，但是我想單獨寫一張由你保管。

我從勤勤(鄧廣殷的女兒鄧勤——作者按)那里聽說她已經通過了考試，現在很開心，打算期中考試期間去游覽蘇黎世。

祝你和家人身體健康，希望你的哮喘已經治愈。

問候你及你的家人。

誠摯的伯婆

從信中可知，宋慶齡面臨地震來襲，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決定留在北京，并做了最壞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宋慶齡說已經寫好了遺囑，但是想單獨寫一張由鄧廣殷保管。信中附了一份專門為鄧廣殷而寫的遺囑，用的是英文。但其中兩處特別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這兩處是：(遺囑)和(鄧廣殷同志)。遺囑內容如下：

“我的遺囑1975-2-18。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和上海淮海路1843號家中的所有藏書移交給恩斯特·鄧作紀念，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宋慶齡北京。”

鄧廣殷收到宋慶齡寄給他的遺囑后，認為事關重大，決定秘不示人，妥善保管。那時，他的女兒鄧勤在瑞士洛桑旅游管理學院學習，他正準備前往探望。于是他立即攜帶遺囑來到瑞士，將其存入銀行的保險箱中。

鄧廣殷把宋慶齡全部藏書捐贈國家

據當年中共中央在宋慶齡逝世后批準成立的“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八人臨時小組唯一健在的成員李家熾先生回憶，1981年6月由鄧穎超起草的《執行宋慶齡同志遺囑的辦法(草案)》第五條寫明：鄧廣殷已有聲明，所贈書籍不接收，交公處理。

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1年5月，鄧廣殷突然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緊急通知和機票，讓他即刻趕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慶齡病危。鄧廣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趕往北京伺候在側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視，直到5月29日宋慶齡去世。他參加了守靈、悼念等等活動。當年宋慶齡讓他勿將遺囑之事告訴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動結束，他只字不提遺囑。國外來的親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時廖承志讓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他每天到廖承志家喝喝茶，聊聊天。直到鄧先生母親急了，問為什么不讓鄧廣殷回來？寫信向北京要人。于是，有一天，廖承志把鄧廣殷叫到家里，關上門，問他，有無宋慶齡的遺囑？

顯然，廖承志并未看到宋慶齡單獨寫給鄧廣殷的遺囑。只是看到宋慶齡留下的備份文件，即她處置自己遺產的一份意見。鄧廣殷答，有的。但他未帶在身上，也不準備出示遺囑。

廖承志問鄧廣殷打算怎么辦？

由于鄧廣殷事先并無思想準備，便順口回答：“要不捐給國家？”

廖承志馬上說：“好，你把這個意思寫下來。寫個捐贈報告。”

鄧廣殷表示自己不會寫，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幫忙代寫。

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筆紙，當場擬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廖承志要求鄧廣殷依葫蘆畫瓢，馬上照抄一遍，并簽署名字。

隨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鄧廣殷簽過名字的捐贈報告，告訴鄧廣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我問鄧先生，是否將草稿或捐贈報告留下一份？

他說都沒有。當時這一切是在很短時間內發生的，自己稀里糊涂，沒想很多，只記得草稿、捐贈報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沒有留下。本能告訴他，宋慶齡家里這么多藏書，分別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帶不走，也無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給國家是最妥善的辦法。他至今都不認為自己捐出宋慶齡贈給他的藏書，有多么的了不起，也從未向國家和有關部門提出過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沒有看到宋慶齡送給他的全部書籍。為此舉辦的捐贈儀式也是事后由時任中國福利會名譽主席康克清主動提出，并且堅持安排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她認為，如果不這樣做，對鄧廣殷太不公平。

當我問及鄧先生當年收到宋慶齡給他的遺囑時心情如何？他滿懷深情地表示，宋慶齡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偉人！1975年，在接到宋慶齡那封關于遺囑的信時，他十分緊張，也十分感動！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為得到宋慶齡贈予的藏書，而是為宋慶齡在危難將至的緊急時刻，不慌、不亂，表現出的勇敢，以及始終與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鄧廣殷認為，在緊要關口方顯現人的品質。當大地震即將來臨時，宋慶齡選擇了與人民同在。她明知危險，卻臨危不懼，泰然安排后事，顯示了她一切以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為重的胸懷，體現出她沉著堅定的意志。這一點令鄧廣殷十分欽佩，難以忘懷。他說，關鍵時刻，宋慶齡表現出的是她一生具有的偉大人物的高貴品德。

至于宋慶齡給他的那份遺囑，鄧廣殷認為體現了宋慶齡對他的情誼和她的一貫為人，即從不忘記別人給過她的幫助，真誠地向每一位幫助過她、為她做過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