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西游記》，“唐僧取經”應該不可能成為中國幾乎人人知曉的故事。小說里的妖魔鬼怪在現實當中的確是沒有的，但當年“唐僧”，也即玄奘的西行求法，其傳奇色彩和艱苦程度較之小說中不但并無遜色，可能猶有過之。玄奘西行五萬余里，歷時17年，行經當時的110個國家。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并不算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學家，他的西行也是借助了當時已經開辟的路線，但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記》仍然是今人認識古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參考文獻。

為西行取經“偷渡”出境

在《西游記》中，玄奘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剛剛出生的他也差點遭滅口，多虧母親偷偷將他放入木盆順江漂走，在漂過金山寺時被法明和尚所救，才有了后來的一代高僧。那么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玄奘俗名姓陳，據說為東漢名臣陳寔的后代，曾祖陳欽曾任太守，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惠在隋初曾任江陵縣令，大業(yè)末年辭官隱居，此后潛心儒學。他有三個哥哥，二哥陳素，早年于洛陽凈土寺出家，以講經說法聞名于世，號長捷法師。玄奘年少聰慧，也很早就聞名鄉(xiāng)里。

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當時是中國由繁榮的學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過渡時期。他發(fā)現當時佛教界對同一經典的詮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而歧義百出，所以立下了到天竺去求取佛教原典的志向。而在他之前，中國西行的僧人已有不少，其中晉代法顯的成功及其所撰寫的《佛國記》的巨大影響，激發(fā)了他的決心。

《西游記》中，玄奘出發(fā)前唐太宗李世民親自送行，并有兩人結拜之舉，故而書中稱其為“御弟”。其實歷史上并非如此。初唐時期國家尚未完全安定，邊界地區(qū)尤其不穩(wěn)，國人出境受到嚴格限制。玄奘幾次申請“通關文牒”都未獲批準。貞觀三年(629年)，長安大災，官府允許百姓“隨豐就食”，也即到有糧食的地區(qū)去找飯吃。玄奘就混在災民的隊伍中，出長安，過天水，到達了涼州(今甘肅武威)。

涼州是古絲綢之路的要沖，也是軍事要地。玄奘在此住了幾天，就踏上西行之旅。但涼州都督李大亮嚴格執(zhí)行邊境管理制度，派人將他追回。既然走不了，玄奘就在涼州為僧俗講解佛法，影響甚大。聽眾中有當時的河西佛教領袖、涼州慧威法師，他有感于玄奘的決心和宏愿，遂密派兩位弟子趁夜偷偷送玄奘出關，到達今甘肅安西縣東。此時涼州都督的飛騎也趕到了，讓瓜州刺史李昌攔截玄奘。但瓜州刺史李昌崇信佛教，帶著公文，到玄奘住處當面將之撕毀，并向他詳細介紹了西出玉門關的情況，又資助了一匹白馬。一個月后，玄奘乘著白馬，獨自踏上西行之路。

17年后，玄奘返國再次經過涼州時，受到的則是“國禮”的待遇。在這里他再次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慧威法師。雖是世外高人，但久別重逢，想必也難免噓唏。而他抵達長安之后，也終于獲得了李世民的隆重接待。

極大促進了中外交通的開拓

研究者指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路線的形成和發(fā)展與佛教文化交流的關系十分密切。特別是在中古時期(漢至唐)，佛教僧侶西行求法，東來傳教，或陸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國本土與域外諸國之間，是古代東、西方交通往來的重要內容，客觀上促進了中古中國對外交通路線的開拓和發(fā)展。

按照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介永強的說法，佛教傳入之初，東漢末年即有外國僧人來華譯經。隋唐時期，佛法經像盛于中國，可查的唐代外來高僧就多達五六十人。

而西行求法之第一人，為曹魏時期的朱士行。他當時抵達了西域的于闐。到了東晉南朝之際，法顯的西行最為著名。他從長安出發(fā)，經過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到達印度。

介永強指出：“有唐一代，中國僧人掀起西行求法運動的新高潮，西行人數之多，游歷地區(qū)之廣， 空前絕后。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師。”

介永強認為：“中古時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 ‘投命于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著其先鞭，導夫先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古中外交通的開拓和發(fā)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線的承前啟后，繼往開來，論其功績，除了商人，無出緇流沙門之右者。”

玄奘西行誕生了兩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前者記述了玄奘西行親身經歷的110個以及傳聞聽說的28個城邦、國家、地區(qū)的歷史地理，其中對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鎮(zhèn)都邑、道路關隘的記載，成為后世學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線時比定地名的指針。后者則按玄奘經行的路線記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陸路交通路線的脈絡。

加上之前的《法顯傳》、《宋云行紀》，幾部著作在時間上連續(xù)性的記載， 對于后世比較完整地研究古代中國對外交通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回程抄了近路4年回國

雖然關于玄奘西行的線路仍有很多地段難以確鑿考證，但大的路線還是可以勾勒出來的。據介永強的考證，玄奘西行及返程的線路為：從長安出發(fā)，經隴山古道，歷秦州、蘭州、涼州、瓜州，出玉門關后，渡莫賀延磧，到伊吾，至高昌，從高昌繼續(xù)西行，至“阿耆尼國……西南行……至屈支國……西行六百余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蔥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素葉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 至怛邏私城……”

怛邏私即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玄奘從此出發(fā)又經過赭時(今烏茲別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國(即撒馬爾罕)、羯霜那國(今烏茲別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茲)，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鐵門(今烏茲別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東南方向渡阿姆河，經吐火羅斯坦至印度。他是先沿著絲路東段關隴南道西行，然后在西域境內依絲路中段中道， 最后循著絲路西段北道前行。

貞觀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國，他溯恒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經今阿富汗喀布爾河流域進入吐火羅國故地，再穿過瓦罕走廊達摩悉鐵帝國(瓦罕之南)、東行至波謎羅川(即瓦罕河谷)越過蔥嶺， 至揭盤陀國(今新疆塔什庫爾干)，但未從絲路中段西域南道東行，而是經烏鎩國(今新疆莎車)，繞道佉沙國(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國(今新疆葉城)到達瞿薩旦那國(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經尼壤(今新疆民豐)、折摩馱那國(今新疆且末)、納縛波故國(今新疆若羌)，到達羅布泊地區(qū)，再到敦煌，沿絲路東段南道，于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唐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