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曹魏鄧艾率軍冒險而進，偷渡陰平，攻克江油，大破諸葛瞻，兵臨成都城下。蜀漢后主急忙召集群臣會議，商討對策，然而眾臣商議許久，形成兩大意見。一是，吳蜀聯盟，東投孫吳;二是，南走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守難攻，也許可以置死地而后生。兩種意見不能夠統一，朝堂之上爭爭吵吵，劉禪更是拿不定主意。就在這時，譙周站住來，提出了降魏之計，他認為，魏吳兩國，實力相差懸殊，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已成定局。投奔吳國是稱臣，投降魏國，也是稱臣，與其向小國稱臣，不如向大國稱臣，以免受再辱之恥;而南奔南中七郡也不可行，大敵逼近，人心離散，恐怕無人愿意南行，此戰魏人此行誓在滅蜀，陷落成都也不會放棄南下追擊的機會，況且南中諸夷，平時猶不安定，如果據守此地，增征貢賦，也就會激起他們的反叛，所以，乘沒有勢衰力竭的時候投降魏國，可以得到優待。譙周此言正中后主劉禪下懷，聽從了譙周的意見而降了魏。但是后世許多的名士對譙周降魏給予了指責，以東晉史學家孫盛最為激烈，他認為如果不是譙周勸劉禪降魏，蜀漢是不會亡國的。那到底譙周是不是誤國呢？

覺得譙周誤國的人認為根據蜀漢的實力，仍有一戰的資本，勝則救蜀漢于危難之間，敗也不能將蜀漢拱手相讓，誓死與成都城共存亡。其實，從蜀漢高層來說，此戰如果勝利則扭轉了蜀漢的危局，功在社稷而在中國戰爭史也必當永垂不朽，而自己也可以贏得身前身后名，然而對于蜀漢的百姓來說，從諸葛亮六出祁山到姜維九出祁山已經耗盡蜀漢的國力，朝廷腐敗，劉禪昏暗，降魏也是順應民心。《三國志》中記載，公元261年，薛珝受吳主孫休之命赴蜀，回國介紹蜀國情況，“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可以看出蜀漢政權已命不久矣，而就在263年鄧艾、鐘會伐蜀，蜀漢滅亡。由此觀之，譙周之諫也是迎合了蜀民民心，蜀漢連連征戰，蜀民根本無法承擔如此沉重的兵役，所以孫盛只是從表面來分析蜀漢的兵力情況，而且即使一戰，也不一定能夠戰勝，“民有菜色”，說明蜀兵的戰斗力沒有魏兵的戰斗力強。如果講到譙周讓劉禪投降魏國就讓譙周背負了誤國的罵名，那曹操南征的時候，孫權重臣張昭也曾根據形勢而勸孫權降曹，雖然之后，孫權就沒有怎么重要張昭了，但是張昭還是很受孫權的尊重的，雖然張昭之諫算不得高明，但是當時孫吳的君臣是上下齊心的，江東局勢是穩定的，而蜀漢后期根本都沒有赤壁之戰時江東的力量與曹魏抗衡了，譙周之諫也是無奈之舉，說其誤國過分夸大了譙周在蜀漢滅亡過程中的作用。如果以現在的觀點，譙周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為民族英雄都不為過，為什么要背負誤國的千年罵名呢？如果說譙周誤國，那么司馬炎代魏建晉時手下的所有魏臣都是誤國，荀彧作為曹操重要謀臣，原本跟從袁紹，且后世都認為荀彧是忠于漢室才被曹操所殺，那么荀彧助曹操是不是也算誤國呢？如果說蜀漢最后一戰能夠穩住蜀漢的局勢的話，譙周也最多是分析形勢能力不足，誤國太過。

不過根據形勢蜀漢滅亡的可能性非常大，首先，上文已分析到蜀漢不得民心，蜀地的民眾已對蜀漢朝廷不抱好感了，很多人以為是譙周等益州本土士族“妖言惑眾”，其實是因為蜀漢國疲民乏造成的，諸葛亮是明白蜀漢的內部矛盾的，所以才有多次出祁山，轉移國內矛盾嘛！其次，很多人認為姜維回師援成都，南中部隊也可以北上進京勤王，鄧艾從下江油到破諸葛瞻，到兵臨成都，按說不是幾天時間就可以搞定的，即使江油守將投降是用不了多少時間，但至少破諸葛瞻不是一兩天的事情，為什么姜維沒有回師援成都？說明姜維在劍閣根本就脫不開身，鐘會攻擊劍閣的聲勢太緊，劍閣的兵力也太吃緊，不然怎么會沒有援兵回師成都，而南中是遠夷之地，地形險阻，軍隊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援救成都，如此以來，緊靠成都城中之兵根本無法抵御鄧艾。如果蜀漢真能夠穩住的話，真的深得民心的話，怎么會從鄧艾、鐘會伐蜀，幾個月時間就兵臨成都城下？

蜀漢滅亡最根本的原因是內憂外患，并不是因為譙周的勸諫，如果真要說誤國的話，個人認為諸葛亮和姜維誤國的層次更重一些，筆者不是不尊重諸葛與姜維，畢竟諸葛與姜維忠心為國的事跡世人皆知，然而其六伐九出耗盡蜀漢的國力，誤國之嫌非常大。很多人認為，蜀漢的地域狹小，不六伐九出怎么能夠擴大蜀漢的土地呢？俗話說：“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們不妨將這個“人”講成是民心如何？即使蜀漢地小民乏，但是只要蜀漢君臣民同心同德又怎么會被曹魏所滅呢？東吳抗曹，曹操強大，孫吳弱小，也沒有把孫氏滅掉嘛。當然筆者的意思不是偏安一隅，魏國是要伐的，但并不是如此頻繁的伐，而是修內政，明得失，后待機而動，世人豈不知弱秦統一天下六國之故事，由此觀之，諸葛、姜維窮兵黷武之誤顯而易見了，但是對于個人認為姜維和諸葛也盡人事盡臣職，只是不推崇其窮兵黷武的策略而已。很多認為譙周之諫違背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其實不然，譙周是忠君愛國的。

《三國志》記載，“時后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雕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大意是說劉禪經常外出游逛，并增造后宮，廣設伎樂，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譙周勸諫不聽，被降為中散大夫的虛職，后來姜維數出祁山，譙周與陳祗辯論，說窮兵黷武之利害關系，謂之仇國論。譙周對劉禪的荒唐行徑，竭力勸諫，以新莽末年的歷史為例，闡明政權得失與民心有關系極大;姜維不顧蜀漢國力，一心伐魏，加上蜀漢政治腐敗，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聲載道，譙周就寫了《仇國論》，提出治國之根本在于養民恤眾，這些都體現了譙周忠君愛國的思想。有人認為譙周一言就將蜀漢拱手讓與了曹魏，就是不忠君愛國了，首先，忠于劉禪就是忠君，國是由君和民組成，譙周勸劉禪降魏，未讓劉禪受到侮辱，且《三國志·譙周傳》中記載，“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如此觀之，譙周并非不忠，即使是南中督霍弋聞劉禪降魏，其下諸將均勸其盡快降魏，而霍卻說：“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茍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等到后主東遷洛陽之后，方率領六郡太守投降。

所以，古代忠君愛國的思想，講是主辱臣死，而并非是非得一心一意跟從某位主公，如果主公投降了，而你卻只聽從原來的主公，那現在的主公完全有理由相信，原來的主公是在結黨，那原來的主公會死得更快;而從愛國來看，譙周讓成都之民未受戰火的侵襲，功在千秋，也順應了蜀民之心，且晉武帝代魏后，譙周幾次被加官，歷任騎都尉、散騎常侍等職務，這些職務都是一些虛職而已，譙周并非享盡富貴，而是一心教書授徒。而那些認為譙周誤國，把蜀漢拱手送給曹魏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為蜀漢抱不平，而是心中充滿權利的欲望，為的是一己之私。從譙周自身而言，即使譙周不勸諫劉禪，成都城破之時而降魏，于譙周來說也沒有什么損失，恰恰相反，劉禪得到的實惠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