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愛面子，往往是人前人后兩張臉。老百姓如此，仕宦名流也如出一轍。那些名流的所謂“怪癖”多是揣著明白裝糊涂的表演項目，要講明一個事、掰清一個理，超越常規的舉止言行，有助于達到目的。顯然，這種怪癖完全置于理智和機敏的前提下，它不是裝瘋賣傻、也絕非嘩眾取寵，而是較為藝術地滲透個人的意圖，希望以相對溫和的方式讓別人接受它。莊周就是這樣的智者，《莊子·至樂》寫到了著名的“鼓盆之戚”。在常人眼里，哲學家的行為舉止相當怪異，不是嗎？把死老婆說成樂事，把殯儀館改裝成課堂真是個老瘋子。話又說回來，親老婆過世，自己能不難過嗎？但是，敲打著瓦盆，又說又唱，傳播的卻是有關生死的哲學思想。這種現身說法的方式的確有傷禮俗，而越是令人不舒服、不欣賞的教化形式，越容易獲得某些叛逆的贊同。標新立異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階段的行為準則，而是大部分中國文化大家與社會名流通行的癖好。

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中收錄了一則有關顧炎武的筆記，他那點怪癖被抬升到文化品格的高度，東西南北的中國人被他罵得狗血噴頭了，即便狗血噴頭，也不忘講究那些刻薄的“怪癖”：

亭林先生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其甥東海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其峻厲若此。

顧炎武這樣說，未免偏執、狹隘，但是，他固守的是自己一塵不染的品性。偏激，是眾多文化名流或顯著、或潛在的性格特征，有了它的幫助，強調、證明自己觀點就多了一種新手段，暫時的矯枉過正是不能回避也難以省略的權宜之計。顯然，顧炎武具備偏激的特點，他的言論不是“琉璃球”和“無縫蛋”；而是令人警醒頓悟的“當頭棒喝”。滿紙“正確的廢話”、號稱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和不著一字、只有幾條格言傳世的僧道漁樵相比，無疑后者離神明最近。顧炎武“君子不夜行”的癖好也代表著一種清高的品位、一顆孤傲的人心。

清末學者章太炎，人稱“民國的彌衡”，他的瘋、癲、狂也同他的學問、聲望一樣廣為人知。早年在日本，東京警視廳讓他填寫戶口調查，章太炎十分反感，各欄寫道：職業——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齡——萬壽無疆。回國后，他找袁世凱的麻煩，三九天，反穿羊皮襖，手執鵝毛扇，聲言：“我是在上海坐過三年西牢的‘章神經’。”并一怒之下，操花瓶砸碎了“大總統”的畫像。他在錢糧胡同寓所，滿墻貼著“袁世凱”的字條，用棍棒痛擊，取名“鞭尸”，又在正堂懸掛兩個大字“速死”，以發泄對獨夫民賊的切齒之恨。

當然，也有筆走偏鋒的特例，比如辜鴻銘，他的怪癖已經演化為“耍活寶”尷尬場面，清末民初中西方的文化界，誰不知道他是一位笑料迭出的“老怪物”？五四時期，早已是“民國”了，辜鴻銘還是長袍馬褂、小帽長辮的滿洲遺老打扮。他受過正規的西方教育，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和意大利語，卻把西方文明視為罪惡之源，動輒破口大罵，把高傲的西方人批得體無完膚。

辜鴻銘是半路出家學漢語，字寫得很糟糕，卻并不防礙他言必稱孔孟，他處處以衛道士和教師爺自居，所著的《春秋大義》也成為辜氏兜售個人觀點的教材。奇怪的是，一大批有思想的西方人對怪誕的辜鴻銘格外尊重。羅曼·羅蘭認為：“辜鴻銘在歐洲是有一位著名的學者。”晚年的列夫·托爾斯泰則把他引為“同道”。１９２４年，來華訪問的泰戈爾聲稱：“辜鴻銘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國人。”曾挨過他當面臭罵的英國作家毛姆也心悅誠服地表示：“他是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

辜鴻銘“怪”得令人不可思議。他保留著倔強的小辮兒；提倡“一夫多妻制”，喜歡女人的小腳兒，甚至把“隨地吐痰”列為中華“美德”……這些不倫不類的生活“怪癖”，當然不會為他贏得應有的尊重，與其說辜鴻銘有意暴露夸大自己的怪癖，還不如說他是一個被時代扭曲的、虔誠的“行為藝術家”。他也試圖矯枉過正，可惜，太夸張，鬧到最后，終于把自己弄丟了。小辮兒、小腳兒、小老婆的辜鴻銘，迷失到不用頭腦作復雜的理性判斷，只認“中國貨”，甚至惡化為“偏執狂”和“戀物癖”。對西方，好東西也罵；在中國，狗雜碎也香。理性消失，辜鴻銘就死了，一個隨同舊時代殉葬的遺老，當然與眾不同，可悲的是，再沒哪個對手肯把他當正常人——包括魯迅，一談起辜鴻銘便使出揶揄取笑的腔調。至此，名流怪癖結束了自己的輝煌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