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帝的墳墓中留有若干頭發、遺骨和衣服等，因而有關砒霜致死的結論，實際上比拿破侖要可靠得多。

一個皇帝是不應該隨隨便便死去的。他活著的時候，吃飯、出行，甚至做愛都不可能隨隨便便，何況死亡？當光緒腐敗的尸體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頭發上的砒霜總量就已高達二百毫克的結果出來之后，人們想起了拿破侖。砒霜，一種古老的毒物再度走上了歷史舞臺。

三氧化二砷，俗稱砒霜，分子式As2O3，是最具商業價值的砷化合物及主要的砷化學物料，無臭無味，外觀為白色霜狀粉末。這是某幾種特定的礦物處理過程中產生的高毒性副產品，例如冶煉金礦、高溫蒸餾砷黃鐵礦(毒砂)，冷凝其白煙，就可得到砒霜。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九的“脈案”，御醫曹元恒寫下了這番話：皇上“肝腎陰虛，脾陽不足，氣血虧損”，病勢到了無藥可用的嚴重程度。同年五月初十的“脈案”，御醫陳秉鈞寫有“調理多時，全無寸效”的話。江蘇名醫杜鐘駿為皇帝看過病后也表示，“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錯”。同年九月的“脈案”指出，此時光緒的病狀更加復雜多變，臟腑功能已全部失調。

也許這些檔案有利于推翻光緒被毒死的結論，但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推薦的洋醫的診斷結論也不可忽視，他說光緒“血脈皆治，無病也”。

和死在光緒八十七年之前的拿破侖相比，兩者的共同點在于多年幽禁的郁郁寡歡，死亡之前的突發急癥。

歷史上，砒霜家族(砷化物)就是毒藥之王。這種完全無臭無味而又容易攜帶的毒藥，在許多家族財產的繼承表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砷中毒的癥狀和腹瀉、食物中毒、霍亂以及一些正常疾病的癥狀相似，所以它成為殺手們常備的首選藥物。宋太宗殺死李煜之后，又陸續有多位皇族成員去世。人們說，這位皇帝在毒物學上造詣頗深，估計就是對砷化物有深入研究。

20世紀50年代，瑞典牙醫斯滕·弗斯胡夫韋德(Sten)確信，拿破侖就是死于慢性砷中毒。他曾提出要求接觸拿破侖遺體，被拒絕了。拿破侖的侍從路易·馬爾尚(LouisMachand)在其死亡的那天從拿破侖身上拿到的一根頭發，最終落到了斯滕的手里。這根頭發于1960年在格拉斯哥大學法醫學實驗室，接受了中子激活分析(NAA)。

結果令人目瞪口呆：那根頭發的砷濃度高達10ppm(百萬分比濃度)，幾乎是正常含量的十三倍之多。漢密爾頓·史密斯教授(HamiltonSmith)當時提供了分析理論：頭發的生長周期大概是每天0.014英寸，如果砷是從自然環境中吸收的，那每段頭發都應該一樣，而拿破侖頭發的各段含量不同：從最低的到最高的。1974年，斯滕和本·魏德(BenWeid)在合著的《圣赫勒拿島上的謀殺》里斷言，拿破侖身上曾經顯示出三十四種已知砷中毒癥狀的三十種！

但是，他們的結論也遭到了很多質疑。有人認為，斯滕以為正常人頭發砷含量標準并不“標準”。在污染嚴重的墨西哥城，頭發中砷含量4ppm并不罕見。此外，孤立地對某一個人的頭發進行測驗，而沒有同時代在圣赫勒拿島上居民頭發的樣本，結論不足以讓人信服。

1862年，曾經是拿破侖戰友的弗拉奧伯爵(FlahautdelaBillarderie)嘲諷說：“過去二十年間我所見到的據稱為拿破侖頭發的東西是如此之多，簡直可以織成地毯鋪滿整個凡爾賽宮了。”

法國人懷疑，英國人殺死拿破侖也許不是用砒霜，而是用糟糕的醫療技術。我們為20世紀醫療技術的偉大進步而驚訝，深感過去的醫療活動是何等令人恐懼。大致來說，西方醫學最有價值的理論，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套“見鬼的”理論上的。最有影響力的撒倫諾學派是真正的中世紀醫學學術機構。他們說，正如世界是由四種元素組成的一樣：火氣水土，人體也存在同樣四種相對應的液體。十字軍生病期間，他們首先會向某個圣人的腳趾或者其他部分祈禱，以求早日康復。圣物是最后的藥方，包治百病，每個圣人都有各自的招數：圣布勒斯專門治療卡在喉嚨里的刺，圣阿加沙專門治療發炎的乳房。1881年7月2日，美國第二十任總統加菲爾徳(JamesAbramGarfield)在華盛頓被刺客打中。醫生很快趕到，他用一根未經消毒的金屬探針找子彈。格雷漢姆·貝爾(GrahamBell)用一個線圈在總統的身上移動，試圖通過電磁感應找到子彈。他檢測出一個地方的感應最大，但是醫生并沒有在那里找到什么。9月19日，總統去世了。尸檢發現，子彈在距離那個地方十英寸的位置。不過，貝爾的發明后來被改成了地雷探測器。

光緒帝的墳墓中留有若干頭發、遺骨和衣服等，因而有關砒霜致死的結論，實際上比拿破侖要可靠得多。

1912年1月16日，北京冬季的寒風吹過喬治·恩斯特·莫里森(GeorgeErnestMorrison)的馬車。馬車行至丁字街，時近中午，店鋪中卻食客寥寥。那時的中國，不少勞苦大眾一天只吃兩頓飯。

在中國歷史上，更多的人將莫里森稱為“莫理循”，他是袁世凱的老朋友，也是老資格的外籍顧問。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亞，1894年從上海步行到仰光，寫下了《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記述了自己用十八英鎊完成三千英里行程的故事，算是歷史上最早的窮游中國的外國背包族。憑借這段不尋常的經歷，《泰晤士報》將其聘為通訊員，并資助他繼續從曼谷到昆明一線，以及后來穿越東三省的旅行與采訪。

這是莫理循在北京的第五個年頭，此時他多了一個新身份：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的顧問。他的馬車就在袁世凱的車隊中。這位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剛好退朝，帶領大幫幕僚、衛兵，乘馬車出東華門，行經東安門至丁字街，也就是今天的王府井。

此時，莫理循聽見了重物飛過的聲音，爆炸！車隊迅即陷入了混亂。

“我馬上意識到有人投擲炸彈，一匹馬沖過追趕的人，片刻的沉寂之后，袁世凱乘坐的馬車在衛兵保護下迅速從出事地點沖了出來。感謝上帝，袁世凱安然無恙。”莫理循后來回憶說。

但莫理循沒有預知到，他當時擔心的這名中國英雄，隨后會走上稱帝的道路。莫理循之于袁世凱，就像當年貝多芬之于拿破侖，從欽佩到不理解到最終唾棄。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只有兩個字：背叛。他背叛朋友，背叛朝廷，背叛皇帝。很少有人探及他的真實內心—他只忠于自己。

這就是東華門事件，又稱丁字街炸彈案。辛亥首義之后，北方地區京畿附近的起義被袁世凱消滅得一干二凈。革命黨人認為，如果不除去袁世凱，中國統一并邁向民主的最大障礙就不可能消除。1912年1月16日，革命黨人黃之萌、張先培、吳若龍、錢鐵如、楊禹昌、鄭毓秀、羅明典等十八人，預先埋伏在路邊店鋪樓上。當他們看到車隊駛來時，紛紛扔下炸彈，當場炸死袁的衛隊長等十余人。但黃之萌、張先培、楊禹昌等十人被捕。1月17日，黃、張、楊等人在北京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