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海龜”與“土鱉”的待遇差別在哪里

1917年夏，留學美國七年的胡適回到中國，任教于北京大學，曾與章太炎同在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演講。他那天特意用英文朗誦了荷馬的詩句：“Youshallsee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這句話在其早年日記里也曾多次出現，胡適自己將之翻譯成：“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這可謂近代以來留歐美學生群體的宣言，彌漫著底定天下、廓清寰宇而舍我其誰的豪邁。晚清以后，中華帝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秩序都發生嚴重的危機，如何超克這一史無前例的危機，中國大多數讀書人已經不再像古人那樣回到三代之治和儒家經典求索治亂之道，而是“向西方尋求真理”。西方的面孔與內涵也有一個變異的過程，從容閎等最早的留美幼童到甲午海戰之后的周氏兄弟表征的留日狂潮，再到民初以后的胡適為代表的留學歐美熱潮，一波接一波，后浪吞前浪，將留學生群體與民族的救亡圖存捆綁在一起，留學生群體被賦予了學術、教育與文化之外的多重歷史使命。或許正因為此，留學生的待遇、資源與權勢也就遠遠超過國內新式學堂的畢業生，更無論舊學出身的讀書人。

史家羅志田先生曾在為美國學者史黛西·比勒的《中國留美學生史》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大約從二十年代起，英美留學生逐漸取得一些思想學術的優勢。于是有所謂‘鍍金’的英美留學生和‘鍍銀’的日本留學生，兩者在很多方面的待遇開始出現差異，且日漸明顯。”

北京大學法科畢業、曾經擔任國民政府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主筆的陶希圣，1924年前后，離開任教的安徽省法政專門學校，因為朋友之介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充分地體會到了所謂“海歸”與“土鱉”的待遇之差別。1955年，年近古稀的陶希圣面對即將留學歐美的青年學子演講，不無感慨地敘述了自己當年在編譯所遭受的“歧視性待遇”：

有一顯明的象征可以說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國內大學畢業而有教書經歷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長尺半寬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開水壺式的大壺向一個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學一類學校畢業回國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長到三尺半，寬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長到四尺，寬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紅藍墨水瓶，另加一個木架子，內分五槅，可以分類存稿。

若是歐美一般大學畢業回國的留學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如果是英國牛津、劍橋，美國耶魯、哈佛，而回國后有大學教授經歷，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頂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蓋，除自己坐藤椅外，還有一個便凳子，預備來接洽工作的人坐。

時隔三十年，中國時局變動如此劇烈，而陶氏經歷之事情如許復雜(如在杜月笙襄助下協同高宗武脫離汪精衛集團的高陶事件等)，卻仍能如此細致地回憶出來商務印書館在留學生(內部亦有分層)與非留學生之間的待遇差別，這種工作場所的標志性等級區隔，自然給心氣甚高而自視不凡的陶希圣一種日歷而彌深的創傷性體驗，久而久之，就成為沉潛到意識深處的創傷性記憶而反復被訴說。陶在演講中仍流露為國內大學畢業生鳴不平的委屈之氣：“一個人從學校到社會，是他一生事業的起點。國內學生好像從山腳爬起，要爬到二千尺，是很困難的。留學生回國也許是從一千尺爬起，爬到二千尺便比較容易了。但是留學生也要警悟，國內學生的數量比留學生大，他們的淘汰率也是比留學生的淘汰率大的。從千百人里超拔的有數的國內學生，論學問，論見識，不比留學生差。同時那些沒有受過淘汰的留學生，往往沒有什么長處和特點。”

陶希圣所言雖難免因個人之經驗而浸透了某些怨憤之心緒，不過，其對留學生的判斷也并非全然沒有道理，清末以來留學者如過江之鯽，動機則千差萬別，而在國外無熟人社會之牽絆、規約，若又系官費，則以留學之名，行游樂之實者大有人在，這些人也就是錢鍾書調侃的方鴻漸之類的冒牌洋學生。

在傳統中國，私塾也好，書院也罷，溫故知新的都是同樣一套儒家經典，不存在因學校出身而導致的身份上如此赫然的等級差別，而意在向西方學習平等諸真理的留學，卻在事實上打造中國知識界一種新的不平等，并強化了留學生與非留學生群體之間的人際隔閡和惡性競爭，這無疑是歷史的反諷。留學日、美、歐但并不以此為榮的陳寅恪先生當年就曾對其學術助手浦江清說：“禍中國最大者有二事，一為袁世凱之北洋練兵，二為派送留美官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