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1月7日，大清國的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逝世了。這位晚清重臣的去世讓帝國中樞為之震驚，一位帝國“破屋”出色的“裱糊匠”的離去，讓將傾的朝廷惶惶不安。

這年的9月7日，他和奕劻剛剛代表帝國簽訂了《辛丑條約》，賠銀4.5億兩，兩個月后的11月7日，他就去世了。

如果沒有這次簽約的談判，或許“裱糊匠”李鴻章還會多活時日，對于一個78歲的垂垂老者，國事垂危，累年奔波，而與11國代表的冗長談判耗盡其心力。而談判約成之后，“胃血管破裂”，吐血連連，令其惱怒的是，盟友俄人在其病榻前的訛詐施壓，逼迫其在“道勝銀行協定”上簽字，想起“老來失計親豺虎”，嘔血不止。

11月7日，在京城的賢良寺，李鴻章長睡難起。

彌留之際，問及家事，無語以告，問及國事，他老淚縱橫，遂寫下遺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內塵氛猶未靖，諸君莫做等閑看。”

落日余暉之下，李鴻章的悲憫之氣盡顯：帝國之難未靖，四海之內虎視眈眈，國凋民殘，舉步維艱。而這個安徽廬州科舉少年，從壯年戎馬、中年封疆到晚年洋務、殘年外交，疲憊一生，塵埃終于落定。

當天，《紐約時報》頭版頭條斷言，李鴻章去世，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洋務新政的時代曲終人散。

10年后，大清轟然倒塌。

如果沒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晚清名臣，帝國的落日恐怕不會延至辛亥年才沉沒。

深諳儒家經典教誨的李鴻章等人，才識高人、權謀過人，以““裱”“糊”老朽破屋為己任，然而朽木不可雕，正如李鴻章晚年給曾國藩孫女婿吳永的私人信函中所言：“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李鴻章深知，此生所做之事，只能給帝國裝點門面，只是匠人，不是設計師，只能修修補補，不能大興土木，一切以不犯滿人朝綱和護朝政為要義。

李鴻章的“裱糊匠”生涯始于1847年，這年，24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此前一年，李鴻章受業父親李文安同年進士曾國藩門下，曾國藩譽其“才可大用”，三年后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翰林院編修。

此后，李鴻章的人生軌跡隨著帝國的衰落而一路崛起，創建淮軍，受曾國藩八營湘軍之助，繼而，作為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外交、軍事和經濟大權。

同時，他又被歷史“拉黑”，鎮壓天國、圍剿捻軍、簽訂“馬關”、“辛丑”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致身后臭名昭著。據稱，甲午之役，李鴻章赴日談判，與伊藤博文據理力爭。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第三次談判后歸途中，遭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槍擊，左頰中彈，險些喪命，血染官袍，輿論嘩然。《馬關條約》原定賠償3億兩白銀減為2億兩，“李中堂一子彈換萬兩白銀”。

為弱國辦外交、主持大局的李鴻章其實在外交談判上并無回旋余地，試想，在戰場上一敗涂地的清廷簽訂“城下之盟”，何以換來公平條約。但弱國也需有人辦外交，李鴻章自當上直隸總督便深度參與外交事務，“以夷制夷”，平衡洋人間復雜利益關系，到一邊倒結俄強援，以讓帝國的傷疤愈小愈好。奈何，前門聚虎，后門進狼，列強仍然強食，而俄國卻是只比虎還能食的狼。

作為朝中重臣，業儒之人，李鴻章與中國歷朝封建士子一樣，視個人名望為人生追求，而簽下的多條不平等條約讓其苦不堪言，他承認，中日甲午戰爭“至一生事來，掃地無余，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后生輩描畫都盡。’

環境所迫，無可如何”，因而，作為帝國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手中毫無談判砝碼，每逢大難必被懿旨推上風口浪尖，無法逃避也無可逃避，做下名節盡毀之事并不難想象。

1900年，為收拾八國聯軍之役的殘局，清廷再授兩廣總督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并連續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乘輪至滬，以身體不適為由遷延觀望，幕僚勸其以馬關為鑒，勿行北上，然而，慈禧老嫗在西逃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

一個白發老者的伶仃身影，北上遠行，李鴻章抵京“裱糊”，收拾殘局，代清議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眼中“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的李中堂，在人生中的最后一個舞臺上，殫精竭慮，苦苦支撐，回天無術。

帝國破屋的“裱糊匠”，在內憂外患的夾縫里，不能挽大廈于將傾，然而，作為晚清重臣，李鴻章在軍事、經濟、洋務、外交諸多領域均有建樹，被稱為“中國對外開放第一人”，他最早倡導開辦洋務，第一個把電報引入中國，主持修建了中國第一條的唐胥鐵路，組建了被稱為時亞洲最強大北洋水師，興辦煤、鐵、金礦，創立輪船招商局、紡織局、機械制造局，派遣留學生……

中國近代化的發軔，由其洋務新政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