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2年到1926年，魯迅在教育部任職長逾十四年，這段經歷被其對頭、批評家陳西瀅等人派作是他的“污跡”。即使魯迅為此同陳西瀅論戰，針鋒相對，但仍解脫不了身后的非議。魯迅經歷的一段官場歲月，也成為研究者有意無意回避的一段歷史。

在人們的腦海里，作為文壇旗手的魯迅耿介、倔強，既不寬容，又從不妥協。他的文章是投槍，是匕首，一如他的為人。你也許無法想象，同樣的一位魯迅在1912年至1926年曾沉于下僚十余年，試圖扮演好恪盡職守的公務員角色。并且，這一切真實地發生過。

許多人熟知的中學語文《藤野先生》中，通常認為，棄醫從文是魯迅早期思想發展的一次飛躍，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魯迅的愛國思想。但是，愛國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而且每個人也會有自己的特殊表現。所以，棄醫從文也只是魯迅早期思想發展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1906年，魯迅在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求學期間，由于幻燈片事件的刺激，決定棄醫從文。這是魯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轉折。回國后，從1918年至1926年，魯迅創作出版了《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作品，奠定了其在新文化思潮領域的地位。

公務員生活的精彩一面

辛亥革命后，臨時政府初建，萬事輳集。魯迅進教育部的推薦人是當時在教育總長蔡元培手下任職的許壽棠（魯迅與許壽棠自留日期間結識）。

南京傳來邀請，“海歸”魯迅出仕。他先是赴南京任職，南北議和后政府北遷又隨之進京。據確證，在南京短暫的幾個月里，魯迅至少擔任了以下工作：推動各省大力開展有關革命形勢及政策的宣傳講演；大力搜求各種圖書，準備建立“規模宏大”的“中央圖書館”；計劃編刊《文教》雜志等。

初到北京的日子里，魯迅顯然干勁十足，從參加臨時教育會議，到主講夏期美術講習會。此后還受命主持設計國徽，這是魯迅在教育部承擔的第一項部級也是國家大事。在與錢稻孫、許壽棠的合作下，任務順利完成。就在承擔此項任務期間，魯迅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大致相當于現在的處級，且須總統欽定（當年魯迅還晉謁過袁大總統），直接聽命于社會教育司司長。

公務員生活向他展露精彩的一面，魯迅到天津出差考察戲劇，參與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的建設，籌建歷史博物館，參加讀音統一會，促成注音字母的通過，舉辦兒童藝術展覽會，協辦專門以上學校成績展覽會等等，忙得不亦樂乎。有時不免忙累了，忙壞了，比如1913年10月29日，魯迅受命編造明年社會教育司的年度預算，同日還要擬寫改組京師圖書館的建議，他在辦公室里寫啊算啊地忙了一天，不禁“頭腦岑岑然”。岑岑，頭腦脹痛之意也。

“黯然神傷”的另一面

在公務員日常事務里，魯迅并非如魚得水。比如教育部與內務部職務重疊就曾讓魯迅很難“做人”，因為在一些具體事務管理中，兩個部門發生撞車。1914年初，熱河避暑山莊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運抵北京，魯迅趕赴北大接洽聯系，卻不料此書為內務部截留。經過多方交涉，1915年9月1日，魯迅“同戴蘆舲往內務部協議移交《四庫全書》辦法”。10月12日，移《四庫全書》入京師圖書館告成。然而，《藏書簡明目錄》卻被內務部給扣下了，仍“發古物陳列所保存”。這意味要查閱《四庫全書》的人首先要往古物陳列所一過，查過書目后才到圖書館按圖索驥。

緊接著的1915年，為了幫助袁世凱復辟制造社會輿論，教育總長湯化龍受命改組民間社團通俗教育研究會，并以行政命令讓一些教育部部員入會，魯迅為小說股主任。不久，為加緊復辟帝制的宣傳造勢活動，張總長明確指示小說要“寓忠孝節義之意”，并個人召見魯迅。然而，魯迅堅持自己的立場，實施多方阻抗，甚至在帝制復辟后他還無視袁次長的督辦。很快，魯迅小說股主任的兼職被免去了。袁世凱死后，一切恢復正常，然而魯迅“不聽話”的強項作風卻影響到他在官場的生存。1916年，魯迅與同事好友聯名上書，駁斥“祭孔讀經”之荒謬，更是為當時的教育總長范源濂所忌，魯迅仕途生態進一步惡化。

教育部領導走馬燈式頻繁調動。在魯迅1926年去職前，教育部總共更換過三十八任教育總長、二十四任教育次長。除了“學問道德亦不待贅言”的蔡總長，除了與自己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長，魯迅再沒看得順眼的了。范源濂總長演講，“其詞甚怪”；海軍總長劉冠雄兼任教育總長得了個“痰桶總長”的綽號；梁善濟“不了了”……

同一時期的魯迅卻長期得不到升遷。最讓人難堪的是，年長魯迅三歲的湯爾和1922年出任教育總長，湯爾和與魯迅是老朋友了——在魯迅開始仕途生涯的時候，湯爾和不過是一家醫學專門學校的校長，1914年1月5日湯還到教育部訪過魯迅，“似有賀年之意”。沒承想當初緊著巴結他的朋友，反過來成為教育部的最高領導。

業余時間里，在官場里郁郁不得志的魯迅常寫一些小說雜文。1925年，“三一八”慘案，此間魯迅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又傳言執政府將魯迅列入黑名單，一時風聲鶴唳，魯迅四處避難。政府越來越不講理了，與許廣平的愛情進展也要求魯迅換個環境。恰好林語堂先行到廈大任教，成為魯迅南下的先行官。走，8月26日魯迅偕許廣平同車離開北京，開始新的生活。由于魯迅沒有明確辭職，直到3個月后，教育總長任可澄才簽發了“周樹人毋庸暫屬僉事”的部令，魯迅的官場生涯由此畫上了句號。

“做官課程表”和衣食住行

雖說教育部有些忙閑不均，但當差也不是白吃飯的，總有些許公務須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應對。凡此種種，統統可歸入魯迅所戲稱的“做官課程表”。

1．閱處公文。

2．開會。

3．辦會。魯迅1913年2月參加“讀音統一會”，會議代表意見不一。作為實質上的辦會人員，魯迅不得不居間調停，拿出一套解決方案，幸獲通過，促成會議勝利閉幕。

4．外出調研。擔負籌建國家圖書館、博物館等重任，魯迅時而與司長、同事一起到實地調查，選址布局，皆需有具體的指示。

5．部門交涉。魯迅與內務部打交道多次，一因索還《四庫全書》，二為通俗圖書館借址中央公園事。凡此皆需求人，恐怕內務部接洽者的臉色不會好看。

6．應酬與儀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國人海端生者來部”，董次長接見，“談至六時方去”，害得一旁侍候的魯迅“同坐甚倦”。

7．其他領導交辦之事。如陪夏司長往琉璃廠買書，或外出赴交通銀行存取公款等。

教育部是建有考勤制度的，規定到班后須由本人簽個“到”字，用以監督部員按時上下班。不過，這些規章制度最終都沒能有效執行，當時的狀況是：只要哪天去簿子上補畫上一個“到”就是了。

薪俸及花銷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魯迅寄住在位于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縣館，從這里到位于西單南大街上的教育部，有三里地左右。平日里，魯迅更多地是以人力車作為代步工具，按時上下班。他是如此守時，以致沿路店家看他的車子經過，就“可以做飯了”，簡直拿他做自鳴鐘了。

進京初，魯迅曾包過一個鐵輪的洋車，“上下班和外出都坐車”，但是時間不長就不包了。租住磚塔胡同61號時，魯迅依舊沒有包車。成名之后，他仍是臨時叫車。

魯迅不吃早飯的習慣形成于留學日本期間。熬夜攻讀之下，魯迅一般很晚起床，睡醒已臨近中午，于是早飯、中飯一起吃。做公務員能夠滿足魯迅保留求學作息時間的需求：較晚上班，有時還有午休時間，可以容他晚睡晚起，而且下班后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

教育部設有“飯堂”，但是飯菜不佳。臨近中午，空腹的魯迅便在街上四處“游擊”，今天這家一頓，明兒那里一餐。魯迅曾與同事們嘗試到飯店包飯，可飯店的飯菜質量總是會由好變差，讓人忍無可忍，只好作罷。

午休時間有限，愛吃糕點的魯迅有時以饅頭、餅餌等方便食品輕松地打發中午的一頓。

魯迅1912年赴京后，5月至7月每月就拿六十元津貼過活，但比南京任職期間靠三十元“軍用券”零花要活絡多了。直到11月，才正式領到足額薪俸二百二十元。到1925年8月，魯迅月薪已達三百六十元。

彼時國家頗不太平，兵燹天災不斷，社會保障機制脆弱，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各種社會捐助，不僅有政府機關集體發起的，還有個人發起的，公務員都沒的跑。例如，1912年10月8日，“捐北通州兵禍救濟金一元”；1916年2月26日，為“吳雷川創景教書籍閱覽所，捐四元”，等等。

因《日記》殘缺，1922年忽略不計，在離京前魯迅所領官俸累計約有三萬三千元，主要是銀元，占了他當時收入的大頭。若以一塊銀元折合現在的四十元人民幣來算，平均年薪約計十一萬元人民幣。那時，每斤大米才相當于人民幣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