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歷史上的讀書人而言，莊子永遠是他們精神追求上遙不可及的巔峰。這種巔峰的文化意義，在于“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莊子·大宗師》)。進入“坐忘”境界的莊子，是世俗完全擺脫、心靈徹底自由的一個象征。所以，莊子作為“圖騰”，始終為古往今來的讀書人所仰慕，所效仿。在他們看來，莊子那種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游世”的人生哲學(“不傲睨萬物，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乃是“十有九人堪白眼”處境中的自己最好的精神慰藉。區別僅僅在于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動朝著這方面做努力，如“渾身上下靜穆”的陶淵明;有的人則是在人生道路上摔了跟頭之后再回過頭來尋覓莊子這個精神港灣，如李太白、蘇東坡。不過，殊途而同歸，這恐怕也是事實。

其實，莊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為也并非一朝一夕精進到這樣的地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即便是天才，他離開娘肚子的第一聲哭，也同平常的嬰兒一樣，而絕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詩或者是一曲動聽的歌。依我看，莊子能夠參悟天地的奧秘、省識人生的玄機，恐怕有幸依賴于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機。換句話講，莊子與官場的種種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有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從而真正超越了世態常情的羈絆，走向了“一是非而齊生死”的境界。

眾所周知，中國讀書人的千般苦悶、萬種煩惱，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社會世態。作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細毛，還是軟毛硬毛、長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會體制這張“皮”上，而毛的意義、毛的作用，按傳統的認知理念，則又在于能否當官，進入主流圈，擁有話語權，而不被邊緣化。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云云，其實就是指讀書人能把自己的知識、智慧、能力開出一個好價格，兜售給帝王家，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當然這只是在“吾皇圣明”的盛世時代)，換取一頂頂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這樣才算是實現了自己的價值——“達則兼善天下”。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都爭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擠，擠得齜牙咧嘴，碰得頭破血流。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樂觀其成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理想場面。在這種情況下，哪里還能標榜什么“精神自由”，奢談什么“人格獨立”。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暫時當穩了奴才，有了“扯淡”、“幫閑”甚至于“幫忙”的機會，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趨，做得好一點的，爭取當一個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則不免“為虎作倀”，禍害天下。

從這個意義上講，讀書人與官場關系的深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的自然本色還能保持幾許，他的心靈自由還能留存多少。莊子、陶淵明等人與官場瓜葛比較少，他們的精神自由空間便相對寬闊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懶覺，夢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詠“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詩句，可以“手揮五弦，目送飛鴻”。王摩詰、李太白、蘇東坡等人對于官帽比較熱衷，老是幻想著“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著“天上掉餡餅”一類好事的發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門去”，因此，他們的心靈便難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尋煩惱，“舉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了。至于韓愈、柳宗元、司馬光、王安石、曾國藩之流，亦官亦學，一副“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也”的腔調，盡讓人看了惡心，則更是自檜以下，不足具論了。莊子的走運，我覺得正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尷尬，擺脫了“沉淪”的危險。不管是出于養家糊口的原因，還是因為其他因素的考慮，莊子他一開始也不怎么清高，不怎么瀟灑，也曾涉足于仕途，在宋國蒙地當過一陣子“漆園吏”。

這個管理漆園的官職，至多相當于今天小小的科長，不入流，沒有品，收入不會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責任不輕，辛苦多多。一年到頭要為漆園的經營忙前忙后，日曬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脫皮，冬季在寒風之中凍得手腳裂口，既沒有了讀書撫琴的時間，又喪失了吟詩作畫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當時屬于國家戰略物資，修繕宮殿需要它，制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它。所以國家對它的出產與質量加以關注和重視乃是勢所必然，理有固宜。這意味著上級官員動輒要蒞臨漆園，考察監督生產的進度，考核審計工作的實績。不過如此一來，莊子便更是大倒其霉了：不得不勞心費神、加班加點整理匯報材料，編造各種數據，填寫各種報表;不得不低眉順眼、哈腰迎往送來，陪宴敬酒。在酒席上不斷經歷從“豪言壯語”到“花言巧語”，止于“不言不語”(完全醉倒，鉆到桌子底下，不能吭聲的最高酗酒境界)的游戲過程。這種日子，就像《聊齋志異》“促織”篇中那位可憐的小吏成名那樣過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如何讓生性自由的莊子能夠忍受。陶淵明好歹還是個縣令，正兒八經的“正處級”，可他尚且不愿為“五斗米”折腰，掛冠而去，回鄉下老家種瓜栽豆，過自食其力的生活，“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莊子他的“漆園吏”官銜比起縣令來，又低了不知多少級，當然更不愿為“五升米”折腰了。于是乎他的選擇也就只有一個：趁早辭官，去做“涸轍之鮒”，到爛泥溝里自由自在去搖曳自己的尾巴，“無己”、“無名”、“無功”、“無待”。可見，莊子不愿當官，最初的動因，恐怕是嫌官職太小，只有辦事的辛苦，沒有吆五喝六的快樂。

不過，問題又來了？押莊子嫌漆園吏官小位卑，有苦勞沒功勞，所以撂挑子不干，似乎說得通，可是當楚國國君千里迢迢派遣專使恭請莊子去當宰相，莊子還是不干，這又是什么道理？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職重而權大，應該是讀書人所追求的最顯赫、最榮耀的仕途頂點吧。可是莊子居然不識抬舉，表示只做爛泥塘里翻跟斗的小烏龜，不做那廟堂里面供瞻仰的大烏龜，三言兩語謝絕了楚王的一番盛情，讓楚王的專使(相當于今天的組織部長或人事局長)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這簡直是犯迷糊到了極點。實際上這樣看莊子才是蠢，莊子本人可一點也不傻，倒是絕頂的聰明。在他看來，宰相這個官職太大太高了，就像《荀子·王霸》所稱，宰相擁有“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的大權，一旦爬上這個位置，地位自然是高了，俸祿自然是多了，威風自然是有了，享受自然也是少不了了。有金銀源源不斷送上門，有美女紛至沓來偎上身，榮華富貴如春風似秋雨，擋也擋不住。可是常言說得好：“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眾，毀必隨之。”在擁有巨大權力的同時，也要承擔巨大的責任，更得處于巨大的危險。

在君主獨裁專制體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還不是讓老虎一口吃了！范睢當年身為宰相，夠厲害了吧，還不是被秦昭王用幾句話便打發他送了命。連白起這樣的功臣宿將，邯鄲一戰打得不好，自己的小命便莫名其妙給賠了進去。禮聘莊子的楚國，情況更是糟糕，做宰相的，下場大多都不是太妙：春秋時，城濮之戰失利敗北，令尹(也就是宰相)子玉只好引刀自我了斷，讓對手晉文公樂得心花怒放，連聲叫好：“莫余毒也！莫余毒也！”戰國時，吳起當宰相輔佐楚悼王辛辛苦苦搞改革，使楚國面貌大變，一躍而成為戰國七雄中的龍頭老大，可結果卻讓恩將仇報的楚國貴族大佬扣上“謀叛”的帽子，不由分說用亂箭射死。這說明官大有官大的難處，尤其是像宰相這樣的特大號高官，完全不是聰明人該干的。莊子他學富五車，知古識今，自然懂得這層道理，哪里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祿開玩笑，當然不會接楚王送來的宰相委任狀。由此可見，莊子不愿當官，有時又是因為嫌官職太大，雖有當官的神氣、威風，但有更多當官的危機，作為明白人，這種致命的游戲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會摻和進去，同豺狼虎豹一起玩牌呢！

小官不屑干，大官又不愿干，那么，莊子難道真的對當官持深惡痛絕的態度嗎？我看其實也不見得。莊子成為大思想家后這方面的心態我不敢妄加揣度，但是其早年恐怕是不會徹底拒絕當官的誘惑的，否則，我們便不能解釋他為何連漆園吏這樣的芝麻官也一度做得。按我的看法，莊子內心真正想做的官是既不太大，又不太小的中等官。這種中等官一方面無須去承擔過重過大的責任，不必一天到晚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似的侍候身邊的國君，以至于稍不留意，頸上的人頭莫名其妙給搬了家;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權力，一定的威風，有下屬可供驅使，有“小蜜”可供消遣，有油水可供打撈，沒有太大的風險，不必像最基層小吏那樣忙得頭昏腦漲，手足胼胝。

莊子自己曾說過，做人要把捏分寸、恰到好處，應該處于材與不材之間，這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他在做官問題上的夫子之道：即做官也應該處于材與不材、不大不小之間。而歷史也證明了莊子的遠見：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蘇東坡的《前赤壁賦》等永垂不朽的篇章，豈不都是在他們當太守、團練使這類中不溜兒官員時寫成的嗎！可見，對讀書人來講，當不大不小的中官，恐怕是“入世”與“出世”兩不相誤的較好途徑，也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一種比較理想的選擇。

在莊子身上，這種“材與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機會一直沒有出現，所以到后來他也就干脆完全杜絕了仕進的念頭，“終身不仕，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場與態度打發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在絕對自由的精神王國中馳騁自己的天才，“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這就中國歷史而言，或許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個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視千古、偉大不朽的思想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