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古代如何“依法治孝“ 不孝行為要受到嚴懲
孝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重視程度之高、影響社會之深、延續時間之久，為其他民族文化所罕見。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狹義的孝道指針對父母的道德行為，而廣義的孝道則延及父母之外的長上之親。孔門弟子有若說，孝悌是“為仁之本”，在諸多倫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認為，孝可以使人們之間互相親愛。而相互親愛的族群，道德底線明確，統治者易于駕馭：“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道總體上有利于社會和國家的安定。無論是國家危難，還是天下承平，統治者選擇賢臣良將的路徑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貴賤而有所差異，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漢朝皇帝，自惠帝開始，都在其謚號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類。按照唐人顏師古的說法，其原因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東漢時期，察舉科目中有“孝廉”之目。歷代皇帝都重視尊老、養老，都號稱“以孝治天下”。皇帝常常親授《孝經》，唐玄宗李隆基便親自注解《孝經》。《二十五史》中，因“稱孝”而名世、進身的官吏、學者、武將、鄉紳不勝枚舉。而在民間，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將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選，編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礎上插圖，形成《二十四孝圖》。它對七百年來的中國民間社會影響尤為深巨。
圍繞孝道，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禮儀規范和法律制度形成互為支撐的完整體系。如果說，禮制中的尊老、孝親行為來自遠古的民間習俗，來自儒家的道德推揚，那么相關法律條文則是硬性約束，不容有違，它是孝道實行的強制保障。今以漢唐時期法律中對“不孝”罪行的懲處為例來加以說明。
實際上，早在先秦時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衛時，周公就對其弟弟康叔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經說過：“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無上，非圣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對于不孝這種“大亂之道”，當然要歸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禮·大司徒》所載“以鄉八刑糾萬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孟子曾列舉戰國時期“不孝”的一些具體表現，“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漢以降，國家立法便將這些“不孝”內容具體化、法典化。在湖北云夢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簡文
中，有不少對于“不孝”行為的定罪，據之可見當時法律對孝道的維護。例如，睡虎地秦簡《封診式》(案例匯編)中，專門有“告子”一案，就是普通士伍控告其子“不孝”的案例：
爰書：某里士伍甲告曰：“甲親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謁殺，敢告。”即令令史己往執。令史己爰書：與牢隸臣某執丙，得某室。丞某訊丙，辭曰：“甲親子，誠不孝甲所，無它坐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