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外各處，男女異群，不窺壁外，不出外庭。出必掩面，窺必藏形，男非眷屬，互不通名。”——這段出自《女論語》上的話可以一言概括之，那就是“男女授受不親”。不了解中國古代歷史的人，差不多都把紙上寫的，當(dāng)成實際上已經(jīng)做了的。于是，在不知不覺之間陷入了一個誤區(qū)。

不藥而卒的胡氏死而復(fù)生的陳氏

大約從明代開始，官修的史書《烈女傳》中增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內(nèi)容。

《明史·烈女傳》載：“胡氏，會稽人，字同里沈袠，將嫁而袠構(gòu)父難……袠扶父喪歸，比服闕，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袠卒，胡哀哭不絕聲。盡出妝具，治喪事。終日一室中，即同產(chǎn)非時不見。晚染疾，家人將迎醫(yī)，告其父曰：‘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年五十一。’”

這位被列入“烈女傳”的胡氏為亡夫守節(jié)，謹(jǐn)守男女授受不親已到了癡迷的程度，以五十一歲老婦之年，身患重病也不肯請醫(yī)生診治，原因就是因為醫(yī)生是男人，而其時的醫(yī)生診病須碰病人的手(切脈)，所以竟不治而死。

再看一個《明史》中的例子，陳氏。

《明史·烈女傳》載：“陳節(jié)婦，安陸人。適李姓，早寡。孑然一身。歸父家，守志坐臥小樓，足不下樓者三十年。臨終，謂其婢曰：‘吾死，慎勿以男子舁我！’家人忽其言，令男子登樓舉之，氣絕窬時矣，起坐曰：‘始我何言，而令若輩至此？’家人驚怖而下。”

陳氏這樣謹(jǐn)守男女之大防已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不僅生前不與任何男子見面，而且死后還不準(zhǔn)男人走上樓抬她的尸體。

胡氏和陳氏這種行為，唐以前的史書中是沒有的。

宋代雖然產(chǎn)生了程朱理學(xué)，但《宋史·烈女傳》中所載之烈女，對于男女之大防，也并沒有達(dá)到明代以后那樣幾近瘋狂的程度。

再看一個《明外史》中的例子。

《明外史·烈女傳》載，有一個名叫柴氏的女子，是夏縣孫貞之妻。崇禎四年冬，一伙流賊迫近夏縣，柴氏與丈夫一起避入山中。那伙土匪搜山時柴氏與丈夫不幸被抓住。賊兵見柴氏生得年輕美貌，不由欲火攻心，一個人上前捏了捏她的手，號稱“剛烈”的柴氏立刻用牙將這個不認(rèn)識的男人捏過的肉咬了扔掉，另外一個賊兵又扳了一下柴氏的胳膊，柴氏又如法炮制，一口咬掉了胳膊的那塊肉，結(jié)果，被賊兵用刀活活砍死。

這種為了嚴(yán)男女之大防的酷烈舉動是前代史書中所罕見的。

我們不妨與南北朝時的《北史》比較一下。

據(jù)《北史·烈女傳》載：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xiāng)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恨于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余訓(xùn)，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愿當(dāng)以身少相感！”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如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割此自誓耳！”

這個后燕時代的“烈女”，她也曾操刀自殘身體，但她自殘的原因卻不是因為有男人摸了她的耳朵，而是想要藉之向父母表示自己不再嫁的決心而已！

從漢代到唐這種自殘身體的“烈女”極少(《烈女傳》中僅有兩個人)，而其自殘的目的都是表明自己不嫁人的決心，并不像明代以后那樣，視異性如“AIDS”(艾滋病)一樣，一旦觸及就“毒蛇嚙腕，英雄斷臂”。

綜合上述材料，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人(孟子)提出過“男女授受不親”的口號，但直到唐代，男女之間的界限卻并不像后世那樣森嚴(yán)，后妃可與臣子見面(如呂后與周昌)，同事之妻可與別的男子交談(如楊敞之妻與田延年)，皇帝可派大臣去愛妃如廁的地方促駕，大臣也可以把皇帝的妻子拉下寶座。

光武向稱“端嚴(yán)守禮”，但卻令姐姐與臣子相見，曹孟德素來嚴(yán)明，卻愿把故人之女介紹給在座的男性來賓，師母與門生論事，妻子與門衛(wèi)辯言，平陽公主仗義，指揮家奴，收編流寇，成號令三軍之元帥，至于安祿山與楊貴妃姐妹頻繁往來，關(guān)系曖昧，已見諸戲劇，此類例子，所謂俯拾俱是。

只是到了宋代以后，男人和女人才成為天上的“參商”，不能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