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身邊的墓葬考古，今兒就說說歷史上那些“外地人”

原來，一千五百年前就有“外地人”跑到北京求生存，謀發展了，這“北漂”的歷史可真夠悠久的。其實，打從50萬年前周口店人在山洞中揭開了北京地區人類史的序幕，一批又一批外地移民就源源不斷地向北京流入。他們相處的細節我們已無法獲知，不過一些蛛絲馬跡伴隨著先人的離世凝固在了一座座塵封多年的古墓中。今天就讓我們從北京城有了“城”的西周初年說起，通過歷年的考古成果，帶大家探訪北京地界上那些年“外地人”的生活。

周

“中央”向北京派來了移民

3000多年前，周王封宗室召公于燕，也就是現今的北京周邊，召公在周還有眾多政務要處理，只好派了長子克前往。就這樣，燕侯克和一眾周移民來到了北京，在今天的房山區琉璃河鎮建起了城池，過起了日子。那時候的北京是個有著大量商遺民的邊疆地區，對周王朝構成了不小的威脅。燕侯克和周移民背井離鄉來到北京的首要任務就是降服、監管商遺民，那么，這些移民是怎樣完成這項任務的呢？

從1973年開始的琉璃河遺址考古工作，讓一批西周城址、墓葬重見天日，這些就如同周移民的工作成果匯報。位于黃土坡村的墓群最為生動形象地展現了周移民與商遺民的關系。

墓葬群分兩個區，I區墓葬在墓坑上部和木棺下腰坑中都殉葬狗，隨葬分襠鬲，明顯是商遺民的特性;II區墓葬少有殉狗和腰坑，隨葬的連襠鬲、罐等與關中地區出土的更為相似，顯然是周移民的安葬之地。

本地人與外地人將同一片地方作為安息之所，卻又涇渭分明，頗有“一國兩制，和平共處”的感覺。這樣的情況存在了百余年，到了西周末年，商人與周人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周移民不僅成功完成了震懾商移民的任務，而且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這種文化不單單是周人文化的傳播，也不僅僅是商人文化的延續，而是周移民與商遺民的結合——燕文化。

漢

大葆臺泄了劉建的底

歷史的車輪不住地向前轉動，強盛一時的燕國在秦國的弓弩下漸漸消亡，新興的秦漢王朝因北方匈奴的劫掠，無比看重北京這處前沿重地。漢高祖深信唯有自家人才是最可靠的保證，于是在北京分封同姓諸侯。但不知怎么的，這長安來的燕王總是坐不安穩，不是沒兒子除了國，就是生活淫亂除了國，還有蓄意謀反除了國。到了漢宣帝時期，把燕國改成了小小的廣陽國，封了漢武帝之孫劉建。史籍中對劉建著墨不多。若是沒有大葆臺漢墓的發現，安守本分的劉建肯定要接著默默無聞了，但是歷史總會有驚人的一幕。

1974年備戰備荒的活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石油化工廠選定大葆臺做深埋儲油罐的工程，這一勘探可不得了，出了一座采取規整的“梓宮、便房、黃腸題湊”等“天子葬制”的木頭房子。按說“梓宮、便房、黃腸題湊”是只有漢天子才能用的葬制，老實本分的劉建不知是受了帝王所賜還是無聲的僭越。不僅如此，整個墓葬極其奢華，其中的“黃腸題湊”共用了15880根柏木，一座森林就這樣變成了諸侯的陵寢，讓人不禁唏噓。雖已遭盜掘，但墓葬中還是出有大量精美的絲織品，玉器，施黑、紅漆的車馬器;帶殼的小米、栗子皮、豬、雞、兔、鴻雁等骨骼的出土，仿佛使人看到西漢貴族宴飲時的奢華場面。看來這位祖籍長安的外地人劉建在北京生活得是相當不錯，不過也難怪，人家雖也是北漂，但誰讓他是正兒八經的皇親貴胄呢。

魏晉

鮮卑胡風與中原文化共處一墓

東漢末年分三國，烽火連天不休，眾多北方民族陸續進入華北地區。開篇所提到的那位名為韓顯度的朝鮮縣人，很可能是這一時期出于政治原因被政府強制遷徙的移民。而下面將要提到的這位，我們可分不清他到底是胡化了的“本地人”，還是華化了的“外地人”。

2007年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延慶縣東王化營村西部清理了一座魏晉時期土坑墓葬。該墓規模不大，是最簡單的土坑墓，內葬一人，用木棺殮葬。出土隨葬品也少得可憐，僅1面銅鏡，1個陶罐和1個陶壺。雖然這座墓葬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卻引起了考古學者的關注，因為相似的陶壺在拓跋鮮卑的老家內蒙古東部多有發現，而“長宜子孫”連弧紋銅鏡等特征卻又表現出濃厚的中原文化特征，兩種不同的文化面貌匯聚在了北京這處小小的墓葬中。由于沒有墓志出土，墓主人的族屬只能成為千古之謎，但無論這位墓主人是北京的土著，還是南下的胡人，魏晉北朝時期北京地區烏桓、鮮卑雜處都是不爭的事實，“本地人”和“外地人”又開始相互影響，相互妥協了。

唐

突厥人史思明埋進了漢墓

度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統一強盛的唐朝脫穎而出，唐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國力強盛、四夷咸服。北京就有大量內附的外族居住于此，這其中有一位“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的突厥人由于與北京割舍不開的聯系，不得不提一提，那就是安葬于北京的“安史之亂”叛軍首領之一——史思明。史思明生于營州柳城(今朝陽一帶)，突厥種，公元761年，史思明被兒子史朝義與部將謀殺在洛陽，后運至北京安葬。

史思明為人兇狠狡詐，最后被兒子和部將謀害，真是惡人自有天譴。但不知是史朝義因弒父心中有愧還是為了同唐朝叫板，史思明墓完全仿照漢式帝陵而建，凸顯其尊貴的同時，卻不見了一點兒突厥文化的影子。同時期的突厥人盛行火葬，包括隨葬的馬匹、衣物等，也都要焚燒，骨灰埋入土中，墓葬前立石建標。而史思明墓為長墓道石室多室，墓門為漢白玉，墓室內有壁畫殘片，與高等級唐墓形制基本一致。墓中發現了墓主的頭蓋骨、下顎骨、肢骨等殘片，并未實行火葬。墓葬雖已被盜，但仍殘存鎏金銅牛、鎏金鐵馬鐙、玉冊、鎏金銅坐龍、銅鋪首，象牙帶飾等漢式風格的珍貴文物數十件。史思明墓無論從形制還是隨葬品，都體現出漢式風格，而不見其突厥的民族特性，這樣的“外地人”若是沒有玉冊的出土，可就要被當成本地的“土豪”了。

遼金

從圓形單室磚砌墓到石槨

雖說西周初年北京已成為燕國國都，但那畢竟是一個邊境小國的首都，由漢至唐，北京雖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但畢竟不是中原那樣的政治、經濟中心，很多風俗也只有學習中原的份兒。而到了遼金時期，北京成為南京、中都，政治、經濟地位噌噌地向上躥，北京也開始成為引領潮流的地方。

遼、金都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墓葬中自然有了許多不同以往的新氣象。整個遼代，北京地區都是以圓形單室磚砌墓為主，到了金代，石槨卻成為主流，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提出圓形單室磚砌墓是模仿契丹人氈帳的形式，不過這圓形墓早在北魏末年就開始出現，而且最早見于河北、山西南部，與北方民族使用的氈帳關系應該不大，主要還是由于合葬墓流行，墓室空間逐步擴大而又需要多次開啟，圓形、穹隆頂墓室的抗壓性成功地解決了以上兩點帶來的力學要求。并且根據現有的遼代墓志材料來看，北京地區的遼代墓葬多為漢人，更加說明圓形單室磚砌墓與氈帳無關。遼代貴族多歸葬遼河、醫巫閭山一帶，也難怪北京地區難以發現高等級的契丹人墓葬。可難道作為“南京”的北京就沒有外來的契丹人墓葬了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過普通契丹人墓葬形制、隨葬品等與漢人墓葬大多相似，很難分辨。雖然雞冠壺、雞腿瓶等契丹人特有器物的出現似乎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可是，上面的問題又來了，這到底是契丹化了的漢人還是漢化了的契丹人呢？

到了金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使用石槨是東北民族的古老傳統，女真人的祖先靺鞨人就流行石槨墓。石槨墓在北京地區最早的發現是海陵王完顏亮遷都中都后，大量女真宗室貴族和高級官吏的墓葬開始在北京地區出現。同時高等級的漢族官吏也開始采用女真葬俗，用石槨殮葬。有意思的是，金早中期的北京常見一種磚石混筑的墓葬，可能是本地人在保留自身傳統的同時，對金代石室墓的妥協。這些古墓雖無法言語，卻悄悄地告訴我們金代對漢人的統治相比遼代可是要強勢很多、很多。

元

耶律鑄墓漢風習習

接替金朝的元代依舊是一個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作為元大都的北京不知又有多少蒙古人、西域人等“外地人”進入其中。其中一位契丹人提起來大家一定耳熟能詳，那就是東丹王八世孫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以出色的政治才華深受成吉思汗與窩闊臺的器重，長期在北京為官。契丹人有歸葬的習俗，耶律楚材的先祖、父兄也都歸葬“先塋之側”，雖然耶律楚材在詩中屢屢表達對“遼水之上”家園的歸屬感，不過可能由于晚年多在北京生活，他死后沒能回歸故里，而是在燕京另辟了一處墓地，他的子孫后代也都安葬于此，這些人的墓葬有什么特別之處嗎？

耶律楚材的墓葬尚未發掘，而耶律楚材次子耶律鑄夫婦合葬墓于1998年發現并發掘。耶律鑄出生在西征途中，長成于漠北，娶多位蒙古夫人，合葬的奇渥溫氏即為蒙古黃金家族成員。耶律鑄的生活，可以說與中原漢文化相隔，而與草原游牧文化相近。但奇怪的是，他墓葬中長方形穹隆形的墓頂，精美的壁畫，景德鎮產的“樞府釉瓷”高足杯等無不散發著漢文化的氣息。細想起來卻也不怪，耶律氏家族雖來自遼河，可“生長中國”的年頭多了，自然“素習華風”，他們也都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受這一切，即使在喪葬方面也遵從儒家禮儀，也就出現了耶律鑄墓漢風習習的景象了，這何嘗不是中華一家的深刻表現呢？

明清

宦官 紫禁城里的河北人

雖說最為普通的人才是社會龐大的根基，但普通人往往只一席薄棺殮葬，千年的風霜過后，單薄的墓葬常常塵歸塵、土歸土，不見一絲痕跡，我們也無法得知他們的過往。不過距離我們較近的明清時期，因侵蝕時間尚短，普通人的墓葬尚可得見。而北京的各個角落里多見這樣一批普通又不普通的勞動者——宦官，他們往往來自河北的貧苦農村，為了生存而成為了入京的“外來務工者”。他們生前勞作在紫禁城的各個角落，死后并不能歸葬祖墳，便就近安葬在了北京。他們的生活說起來也只能是“一把辛酸淚”了。

這其中自然有位高權重的，就像總管太監李蓮英。李蓮英(河北大城縣人)墓地極其講究，占地二十余畝，有祠堂、牌坊等建筑。1966年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用鍬鎬挖開了這位晚清名人的墓葬。墓葬異常堅固，挖掘持續了將近一個月后，前室終于被找到了。進入墓室的人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漢白玉的石門，雕花的石墻，精美的文物，無不展現著李蓮英生前的榮寵。與這些富麗堂皇形成對比的是，墓中的李蓮英僅存頭顱和部分肢骨，被人暗殺還是壽終正寢，由于“文革”時期無序的發掘，使得這謎團縈繞在古墓中無人可解。

而更多的只是普通的太監墓，他們安息在由工部按生前品秩統一營建的墓穴中，只有一個陶罐、幾枚銅錢等稀少的器物伴隨在身邊。他們中有的人能夠留下名字，但更多的人卻是無名無姓，只在殘存的骨骼上留下了多年勞作的痕跡……他們是最普通的“外地人”，但正是他們保證了紫禁城的正常運轉，也許我們應向他們說一聲晚來的辛苦，道一聲遲到的感謝。

烏飛兔走，斗轉星移，數萬年來，北京這片土地上不知經歷了多少南來北往的人們，他們從別處遷來，在這里歡笑，在這里哭泣，也慢慢地融合在了這里。韓顯度還記得祖籍是“朝鮮縣”，他的兒子、孫子、曾孫子還會記得嗎？然而，無論是否記得，那些“外地人”曾經來過的痕跡，都在我們沒有察覺的情況下，鐫刻在了每個人最深刻的記憶中。不經意的一個舉手投足，不留神的一句方言土話，都蘊含著無盡的歷史信息，或許這也正是北京這座城市所吸引我們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