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八年，那時附屬于安徽的盱眙縣有個很優秀的小伙子，拳腳很好，智慧勤學又肯用功，報名加入當年的武科鄉試。家里人很看好這個武童，以為憑他的實力，通過鄉試問題不大。合法全家和親戚密友滿心歡暢地抱著希望的時候，這個孩子卻被舉報了，盱眙縣好多人反對這個孩子加入測驗，都鬧到縣衙去了，原由是這孩子的爺爺曾經是個在縣衙門當差的捕役，只管他爺爺是吃公糧的公務員，但按明清的規定：身世這樣家庭的孩子是不能加入科考的。

但是，這個孩子的情形非凡，他的父親早在他爺爺當捕役之前，就已經出繼給別人當兒子了，連姓都改了，也就是說，依《大清律》，他的父親就已經不能算那時藐視的倡優隸卒的后裔了。時任盱眙縣令的楊松渠，看過這個武童的演出，以為是個好苗子，他就向那時投訴的人做了一個司法詮釋：這個孩子的血緣祖父的確是個捕役，可是，他已經與自己的血緣祖父離開關系兩代了，也不姓他血緣祖父的姓了，孩子連他的血緣祖父都沒見過，所以應該核準他加入鄉試。

好多人被縣令說服了，不再投訴，可是，有性格很執拗較真的人仍是區別意，就一直投訴、上訪，直鬧到兩江總督高書麟處去了。高書麟總督是滿洲旗人，為官很清正、講原則，聲望很高。他接到這個投訴，對盱眙縣令楊松渠一頓訓斥，罵他私自違反朝廷的法令，并教訓楊縣令：法令應當嚴格執行，而不應當鉆空子，像你這樣尋找措詞鉆空子，那法律不就慢慢地被你鉆得千瘡百孔了？這個武童只管與血緣祖父已經沒有法律關系，可是讓他加入鄉試，“究屬違例”。高總督給了一個終審判決。

衙役，其職業相當于后來的警員、城管之類。到嘉慶元年，江西也有個衙役的兒子，也是早就出繼給別姓良家為子。孩子長大后，念書讀得很好，可是，卻不能加入測驗，家里帶著一系列能證明其清白歷史的文書，到官員跟前申請，獲得的答復是：“終系下賤嫡派，未便混行收考”，還告誡如再堅持申請加入科考，“擬以照例杖革”，要打屁股以示懲處。

清代不準衙門捕役的子孫加入科考，這都是為什么呢？對在衙門里工作的捕役為什么有如此嚴厲的鄙視？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曾經對此提出異議，說：自古以來充當這個職業的，固然都是有罪之人，賤之可也，可是，現今的隸卒捕役多由官府招募的良家人充當，怎么還把他們看成賤人？這是沒有道理的。但他的呼吁沒有用，因為習慣如此，要害是那時的社會對此的認同如此。

捕役只管多身世于良家，可是，一為皂隸衙役，竄入公門，即官家仆從，為官員差遣如鷹犬，干的都是跟利益有關的差事，很快壞漏洞就慣出來了，“腰有一牌，便聲生勢長，魚肉細民”;“捉影捕風，處處嚇詐”，“上班在轅，即便招搖鬧事。及至下班回籍，又可武斷鄉曲，出入衙門，與地方官頡頡”。至于勾搭奸商，操控地方米價，從中漁利;或為奸商收買，濫用私刑，以至越境抓捕拷掠等，不在話下。從帝王到各級官員，都知道這些人的問題，也數次整頓裁撤，但一直沒有徹底處理的措施，皆因其職業產生習慣，習慣滋生習氣，習氣養成品行，品行改變品格，所以，原身世良家，本不卑微者，也慢慢地事實上變得很卑微，血緣即便不卑微，也因為職業惡習而慢慢地行事卑微了。

老黎民對這些人藐視又害怕，“里巷婦子畏之如蛇蝎”，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對這種人進行了總結：“其最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仆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四大洲內，唯此四種，惡業至多。”紀曉嵐簡直是在謾罵這四種人了。

朝廷對此卑微者，有嚴格的制度性和法律性限制，雖然在衙門當差，但不許他們走正門出入、不許在公堂上坐，如違反，“杖七十，徙一年半。”至于其子弟，恐其遺傳及沾染惡德，令不得加入科考。一般人家，非不得已，也不許子弟充當此役，以為干這種差事“喪名敗節”，族中一旦有人竄入公門為役，則家譜將其削籍，死后不得入宗祠。

其實，歷代卑役賤隸有豪壯之舉以有裨益國家，令人尊敬者，代不乏人，職業能革新人，但人也能使職業增光，子曰“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卑微與否，要害在人，在人干事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