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古代，許多身居廟堂的高官都曾有過“蝸居”的經(jīng)歷。宋代散文家蘇轍56歲時，還沒有置辦上一套稱心的住宅，面對自己捉襟見肘的住房，他曾感嘆說“我生發(fā)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活了大半生，頭發(fā)都花白了，還沒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兒子們面前抬不起頭來，他們還老是抱怨。

大唐宰相買郊區(qū)房

在唐代，國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員提供免費的單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則可居住其中。《唐語林》記“趙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個宿舍的意思。

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住宅之簡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王景、盧從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盧懷慎“臥于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fēng)雨至，則以席蔽焉”(《明皇雜錄》)，堂堂大唐的副總理就躺在一張破席上養(yǎng)病，大門上連一副像樣的門簾都沒有，就靠一張破席擋風(fēng)遮雨，可見其居住條件之惡劣。

和盧懷慎同時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舊唐書》稱“(姚)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貴，所以姚崇把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里包了一間，終因起居失調(diào)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詔徙寓四方館”，就是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shù)民族和外邦使節(jié)的涉外高級賓館里，為他開了一間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

唐代詩人白居易也一樣選擇了郊區(qū)房，他的買房經(jīng)歷跟現(xiàn)代都市打工族頗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歲考中舉人，二十九歲考中進士，三十二歲參加工作，干的是“校書郎”，就是在中央辦公廳負責(zé)校對紅頭文件的工作人員。級別呢，是正九品，相當(dāng)于一個小縣的縣長，不過工資卻不低，每月一萬六千錢。白居易在長安東郊常樂里租了四間茅屋，因為離上班的地方遠，又養(yǎng)了一匹馬代步，此外還雇了兩個保姆，這樣每月的開銷是七千五百錢，剩下八千五百錢存起來。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沒能在長安買下一套房子。

后來白居易覺得這樣長期租房不是辦法，就跑到陜西渭南縣，也就是長安城的衛(wèi)星城，買下一處宅子，平時住在單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點和現(xiàn)在的大都市白領(lǐng)差不多，在郊區(qū)買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經(jīng)為住房發(fā)過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設(shè)有樓店務(wù)(后改名店宅務(wù))作為主管國有房產(chǎn)和邸店的行政部門，負責(zé)出租及修造事宜，相當(dāng)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員在京都任職而又無私第的，包括宰執(zhí)大臣在內(nèi)，都在樓店務(wù)租房住。

朝廷還規(guī)定，官員搬出公房時不得帶走任何公家用品，即使貴為宰相，亦不得違反。《萍洲可談》述，王安石從出判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里一張?zhí)闪?xí)慣的藤床帶回了家。未幾，“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爺匯報。王安石知道吳夫人“好潔成癖”，自己則以邋遢與她“每不相合”，于是不洗腳就上床，躺了良久。吳夫人望見，立即命送還。

還有一些高官們買不起房，則跟當(dāng)時房價居高不下有很大的關(guān)系。大文學(xué)家歐陽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員。歐陽修考中進士，進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終沒買上房子。他給朋友寫信說：“嗟我來京師，庇身無弊廬。閑坊僦古屋，卑陋雜里閭。”意思是在京城工作這么長時間，一直沒有混上自己的窩，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慘。

蘇轍從蝸居到房奴

大文豪蘇軾和弟弟蘇轍一家從蝸居到房奴的買房經(jīng)歷，最能反映當(dāng)時官員們住房的窘狀。

蘇東坡一輩子買了好幾套房子，但是沒有一套是在首都開封買的。后來他兒子在開封結(jié)婚，沒有新房，老蘇很著急，借了一個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辦了。

而他弟弟蘇轍，在眉山老家舊宅里住了18年，嘉元年進京。等到他和蘇軾考中進士，爸爸蘇洵也做了十來年的官，在京城卻沒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倆借住公署。后來蘇轍、蘇軾的妻子和孩子也來到京城，加上丫環(huán)保姆，一家老小幾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蘇洵才去租了一處宅院。

嘉五年，蘇洵帶蘇轍移居河南杞縣，也是租的房子;嘉六年，蘇洵帶蘇轍回京閑居，還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蘇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沒有給兒孫留下一處房產(chǎn)、一塊土地。

父親過世后，蘇轍守孝3年，再到京城做官，已經(jīng)31歲，該自立門戶了。然而他的運氣似乎不大好，熙寧元年單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沒趕上;熙寧三年皇帝賜宅，他去了河南淮陽抓教育，還是沒趕上。眼瞅著朋友李遵度在洛陽買地建別墅，王鞏在揚州擴建住宅，蘇轍心里難過，在詩中感慨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萊。”

蘇轍下放南京時，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買房，“以為終老之計”，蘇轍見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時蘇轍已經(jīng)56歲。元符三年，蘇轍回河南許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攢了大半生的工資，賣掉一批藏書，花了幾年時間，陸續(xù)買下“卞氏宅”“東鄰園”“南園竹”，又改建、擴建，置了一處百余間的大院落，安頓下全家老小。不過心愿滿足了，他一生的積蓄也耗盡了，“盎中粟將盡，橐中金亦殫”，于是又自責(zé)“我老不自量”，到了這把年紀還來做房奴。

蘇轍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與網(wǎng)民在線交流時深有體會地說，他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因為他從上小學(xué)到離開家的時候，全家5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

其實在古代，許多身居廟堂的高官都曾有過“蝸居”的經(jīng)歷。宋代散文家蘇轍56歲時，還沒有置辦上一套稱心的住宅，面對自己捉襟見肘的住房，他曾感嘆說“我生發(fā)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活了大半生，頭發(fā)都花白了，還沒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兒子們面前抬不起頭來，他們還老是抱怨。

古代高官住房困難，是一個普遍現(xiàn)象。這些掌握國家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大權(quán)的成功人士，因為居官清廉、工作調(diào)動頻繁、任職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擠等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問題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