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走到了 19世紀后半期。中國又生生錯過了二十年的改革機遇，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構已經很難容納新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成了生產力發生、發展的嚴重障礙。

最后的覆亡當然不只是外來敵人這唯一的因素。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 年 7 月21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國藩與其最為賞識的機要幕僚趙烈文有一段對話，在這段對話中，對天下大事有著極為精準判斷的趙烈文認為，清朝一系列的歷史問題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到了關鍵時刻必將像夢魘一樣纏繞著滿洲人。這些歷史問題就是“誅戮太重”。嘉定十日、揚州三屠，諸如此類，滿洲人都沒有及時給予合理解釋。趙烈文預見了大清最后十幾年種族主義必然崛起，大清欲學晉宋南渡皆無可能。滿漢雙軌既是清朝統治穩定的關鍵，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門，是一把雙刃劍。他預言，清王朝的覆滅超過不了五十年。趙烈文是在目睹著清王朝“同治中興”的曙光中說出這段話的。

落后的中國在西方主導的規則下，被動地進入了世界，被動地接受著叢林法則的蹂躪。連續的教訓，也在推動著它進行某種變革。《北京條約》意味著又一個時代的開始。它被動地化解了中國與西方列強二十年來的沖突。知恥而后勇，在被英法聯軍打敗后，清王朝內部反而出現了誠心誠意向西方學習的現象。

清帝國在兩宮皇太后、恭親王奕?的領導下，以及“中興大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人的努力下，終于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國運動，僥幸地解決了困擾大清王朝十余年的心腹之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也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改善，一場以學習西方為標志的洋務運動正在逐步展開，“同治中興”的歡呼聲充斥朝野。

清政府如果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會發生趙烈文的悲觀預計，半個世紀之后的清王朝可能會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東方。

然而，清政府沒有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體西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到頭來發現學習西方的結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程：中國擁有一支亞洲最強的現代化海軍，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權意識;中國擁有一大批近代企業，諸如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制造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等，但沒有產生自己的資產階級。掌管這批近代大型企業的人，差不多都是“紅頂商人”，因而這些企業雖然在基本裝備上非常現代化，但管理它們的卻是舊式衙門。

落后的政治體制，舊傳統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敗，讓清政府陷入無法自救的惡性循環中，腐敗、貪污、驚人的浪費，是晚清官場的常態，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機，經濟上的“同光中興”并沒有給中國帶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沒有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加入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更沒有踏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節拍。

沒有什么比思想的束縛更能阻礙傳統的突破。舊的觀念嚴重禁錮了中國人，扼殺了人才，窒礙了創新。中國在收獲“同光中興”經濟成功時，沒有適時實現社會轉型，沒有培養出自己的社會中堅階級，這是最為可惜的一件事。它為后來的歷史突變，為大清帝國的瓦解，埋下了一顆最具生命力的種子。

沒有冷靜的頭腦就不可能有冷靜的智慧。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問題凸顯，中日之戰一觸即發。中國究竟應該怎樣應對東北亞危機？假如中日不幸開戰，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后來的中國人知道在戰略上要蔑視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但1894 年的中國人，被“同光中興”熱昏了頭腦，在戰略、戰術兩個層面均不將日本當回事。著名詩人易順鼎在甲午年(1894年)七月上了一份《陳治倭要義疏》，其中一段這樣說：“日本鼠也，非虎也。言其餉，則借債;言其船，則木質;言其兵，則市人;言其技，則淺學;言其國勢，則中干;言其人心，則內亂;言其土地、人民、賦稅，則不過敵中國一二省。中國之財力，勝十日本而有余，豈制一日本而不足？”

易順鼎是一位天才詩人，究竟是什么遮蔽了他的雙眼？即便在甲午戰爭過去兩個甲子的今天，仍值得我們深思。

唯一看到問題癥結的是孫中山。孫中山與易順鼎年齡相仿，但其見解卻大相徑庭。孫中山認為，不應該被所謂“同光中興”所迷惑，真實的情形是：“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茍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于鄰邦，文物冠裳被輕于異族。”

表面的風光掩飾不住內在的空虛，捫心自問，有志之士，能不撫膺？問題究竟在哪里？孫中山的答案是：“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于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說到底，只有一句話，就是滿洲人建立的清王朝，從一開始就潛藏著巨大的問題，這一看法不正與二十年前趙烈文的分析相吻合嗎？

誰也沒有想到，孫中山一個人的覺醒，點燃了焚毀清王朝的星星之火，而這顆火星是那么頑強，那么富有生命力。他一個人的覺醒，變成了一個民族的覺醒、一個國家的覺醒。這是時代的必然，這是歷史的邏輯，這是中國人民在經歷了一系列挫折之后的自覺自醒。但是，大清帝國的終結，在孫中山醒來的時候，基本上已經注定。

歷史還是給清王朝留下了一線生機。甲午戰后，中國人有過一次非凡的覺醒，新的理論開始在中國傳播，中國面對西方刺激所做出的反應，已經超越器物層面，開始向制度層面轉型。

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中說，前此三十余年洋務新政“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于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在梁啟超等人看來，中國只有徹底放棄舊有的一切，滌蕩舊俗，沖決網羅，重建新的制度與統治模式，才有可能報仇雪恥、重振雄威。譚嗣同在《仁學自序》中說：“竊揣歷劫之下，度盡諸苦厄，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將笑為誑語而不復信，則何可不千一述之，為流涕哀號，強聒不舍，以速其沖決網羅，留作券劑耶？”

遺憾的是，路走得太艱難了。王朝的執政者，總以為時間還多，不在乎一朝一夕，殊不知，工業化時代在時間上根本輸不起。

紫禁城的平靜并不代表新的共和國的平靜。共和與復辟、獨裁與民主、戰亂與腐敗，仍舊像夢魘一般纏繞著古老而又新生的中國。歷經苦難、飽受欺凌的中華民族在經歷了辛亥革命這樣的歷史劇變后，并沒有停止對救國之路的探尋。

推翻帝制后的中國并沒有立即走上和平穩定、建設共和之國的陽關大道，相反卻步入了前清舊軍閥勢力割據斗爭的局面，共和國需要進行艱苦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