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大多今日不知來日之命，生活艱難，毫無希望，此時“修來世福果”的佛教恰好完美填充百姓精神空缺，“來世福果”成為他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后漢書·西域傳》中天竺條下有：“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漢明帝遂引佛教入中土，是為佛教在我國之萌芽。至五胡十六國佛教大行其道，呈北佛南漸之勢，隨鐘山風(fēng)雨渡江，遍地開花，做到了連苻堅挾百萬之眾也沒有做到的難事。盡管北魏太武帝在名臣崔浩慫恿下，不顧道教宗師寇謙之極諫，啟動滅佛，佛教仍如燎原星火，踩不滅撲不絕，成為兩晉南北朝最為強(qiáng)盛的宗教。

北朝高僧，行事大率是解說佛法，發(fā)展佛教乃至參政議政，筆者冒昧，草率將其分為“學(xué)院派和尚”和“智囊型和尚”兩類。不管何種類型的高僧，似乎都被北朝的君主們寄予特別的青睞，成為北朝君主的標(biāo)配。

學(xué)院派和尚

學(xué)院派和尚，顧名思義，就是埋首經(jīng)典，獻(xiàn)身宗教，不問外事的高僧，其典范正是兩晉南北朝佛家第一人鳩摩羅什。史書記載，鳩摩羅什五歲可口誦千偈，七歲可日誦三萬六千偈，這一點(diǎn)放在歷朝歷代都是驚世駭俗的成績，因此即使在信息傳遞效率極為低下的兩晉南北朝，鳩摩羅什大名依然響震天下。

383年，前秦世祖苻堅派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呂光，率凌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統(tǒng)領(lǐng)七萬步兵、五千鐵騎征討當(dāng)時已明確臣服的焉耆龜茲等國，只為鳩摩羅什一人。兵至城破不需多提，而歸國之時，苻堅已敗于淝水，呂光遂割據(jù)涼州建立后涼。鳩摩羅什居涼州十七年，譯經(jīng)筆耕不輟。

后401年，后秦高祖姚興征討后涼，迎鳩摩羅什入長安，待以國師之禮。長安地處中樞，涼州邊陲自不可與之同日而語，鳩摩羅什遂率名僧八百、各地慕名而來僧人三千余人，“三千弟子共譯經(jīng)”，總計翻譯經(jīng)律論傳94部，425卷。

鳩摩羅什大師對佛教的貢獻(xiàn)實(shí)質(zhì)上遠(yuǎn)超更有名的達(dá)摩和尚，縱觀古今，也只有后世唐朝玄奘大師可與之相提并論。鳩摩羅什大師譯經(jīng)過程中，無意中極大的豐富了漢語體系，“天花亂墜”、“一塵不染”、“想入非非”、“回光返照”、“苦海”等詞匯皆是由他而始。

北涼王沮渠蒙遜尊奉的曇無讖大師也是一位譯經(jīng)大師，譯著包含《大涅槃經(jīng)》、《菩薩戒經(jīng)》、《方等大集經(jīng)》三十卷、《悲華經(jīng)》十卷、《方等大云經(jīng)》六卷、《金光明經(jīng)》四卷、《優(yōu)婆塞戒經(jīng)》七卷、《佛本行經(jīng)》五卷、《菩薩地持經(jīng)》十卷等等，亦可稱著作等身。只可惜在公元43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迎曇無讖入魏，沮渠蒙遜不敢拒絕卻心有不甘，于是派人暗殺了前往北魏途中的曇無讖大師。

佛門宗師佛圖澄雖無著述流傳，卻也對后世影響極大。《高僧傳》記載其門徒過萬，一代大德釋道安、竺法汰、竺法雅等人均曾在其門下受教，足見其人品德學(xué)問均好。但如果不考慮承上啟下這一層面的意義，佛圖澄的貢獻(xiàn)比鳩摩羅什大師和曇無讖大師相去甚遠(yuǎn)。他收攏后趙石勒石虎二帝是依靠“以水洗腸”、“彈酒滅火”、“聞鈴斷事”等江湖術(shù)士騙局，而非以德行學(xué)識。相傳佛圖澄因石勒大將郭黑略得以面圣，為取信石勒，當(dāng)眾取出一個瓦缽，盛滿清水，焚香念咒，須臾瓦缽中長出一支青蓮，花色艷麗多彩，石勒當(dāng)即拜服。這樣的手段與東晉天師道知名妖道盧悚、孫恩等人欺世盜名的手法別無二致。

歷史中常有的吊詭事件就是壞手段往往有好效果。“瓦缽青蓮”、“白龍取水”等“神跡”使石勒父子對佛圖澄深為信服，尤其暴君石虎，他曾下書說：和尚是國家的大寶。從此以后，和尚穿綾錦，乘雕輦。主持朝儀的禮官高唱一聲“大和尚到”，所有人都要起立以表恭敬。由于統(tǒng)治者對他崇拜，加上各種傳說，百姓對他也是十分敬畏。他所去過的地方，人們甚至不敢在那個地方吐唾沫。

但石虎對佛圖澄的態(tài)度，卻是“尊崇其身而無視其言”。佛圖澄曾對石虎進(jìn)諫：“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fù)傾財事法，無解殃禍”，然而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石虎依然“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fēng)大雨，死者數(shù)萬人。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余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qū)圍禽獸，皆幕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余馳射其中。其有禽獸奔逸，當(dāng)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qū)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yán)刑，文武戰(zhàn)栗，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余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

而石虎長子石邃則更加喪心病狂，《晉書》記載“邃自總百揆之后，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傳共視之。又內(nèi)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若曰遇暴戾之主難以感化并非佛圖澄之過，然則啟后世多建佛寺虐用民力之先聲，他就難辭其咎了。后世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為奴，陳武帝舍身建康大莊嚴(yán)寺為奴，建立佛寺四五百家，猶自一個餓死臺城，一個為王僧辯之子掘墓焚尸，可見多建佛寺并無裨益，佛圖澄不會不知，然而他在趙國所經(jīng)州郡均建立佛寺，共達(dá)八百九十三所，那句膾炙人口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中的佛寺數(shù)量僅為這數(shù)字的半數(shù)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