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華府浦江縣人宋濂是元末明初文壇翹楚，據說他“六歲能為詩歌”，先后游學于吳萊、柳貫、黃溍，文名滿海內。元末，當局延聘他為翰林學士、國史館編修，他婉言謝絕，遁入仙華山當了道士，道號玄真子。至正二十年(1360)，他接受正在打天下的朱元璋邀請，出山前往金陵。

他是一個純儒，沒有劉基的謀略，甚至也提不出朱升那樣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政見，僅僅說了一句“愿明公不嗜殺人”的建議。從此將近二十年，成為太祖高皇帝的侍從學士。朱元璋對他贊譽有加，稱為“開國文臣之首”，還說“朕自布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這種榮譽幾乎無人能及。雖然榮譽極高，但他并沒有擔任重要的行政職務，除了為太子和諸王教授經學，為皇帝起草各種公文外，主要的工作就是主持編纂《元史》。

作為皇帝的侍從學士，隨侍左右，有很多當面進言的機會，而且“直諒不務文飾”—實話實說。朱元璋很喜歡他的這種風格，對他說“卿可參大政”，希望他擔任政務官。宋濂立即頓首力辭：臣沒有其他長處，只會用文墨議論服務皇上，一旦出任政務官，沒有功效，恐怕辜負皇上。所以一直到洪武十年退休，他仍然是侍從學士而已。他雖然“直諒不務文飾”，卻很注意保守宮禁機密，鄭曉《皇明名臣記》說：宋濂嚴守秘密，從不泄露和皇帝的談話，向皇帝提交書面意見之后，馬上焚毀底稿。為了防止官員向他打聽皇上旨意，他在辦公室懸掛“溫樹”二字，有人問道朝廷事宜，就指著“溫樹”二字，閉口不言。如此操守，朱元璋是很欣賞的，當面表揚他：“景濂(宋濂號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

宋濂退休時，一向吝于獎賞的皇上，特別賞賜《御制文集》和羅綺衣料，對六十八歲的宋濂說：“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一生謹言慎行，俯仰無愧，被人們尊稱為“太史公”的宋濂，從此可以安度晚年，悠游林下，消受御賜的“百歲衣”嗎？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對于洪武年間的官員來說，尤其是這樣，幾乎很少有人能夠逃脫政治風暴的席卷，正如萬斯同所說：“士大夫朝簪紱而暮累囚。”宋濂自然也不例外。洪武十三年正月春節期間，朱元璋突然宣布，以“擅權植黨”罪處死左丞相胡惟庸。對于胡惟庸而言，可謂咎由自取。問題在于，朱元璋要除掉的并非胡惟庸一個人，而是龐大的“胡黨”，因此受到牽連的“僚屬黨羽”成千上萬。沒有料到的是，宋濂的孫子宋慎也被誣陷為“胡黨”，一場大禍來臨了。

當初，朱元璋為了感謝宋濂，主動提出任命他的兒子宋璲為中書舍人，孫子宋慎為禮部官員，并且親自調教他們，還笑嘻嘻地對宋濂說：卿為朕教導太子、諸王，朕也教導卿的子孫。每次上朝，見到步履艱難的宋濂，朱元璋總是叫宋璲、宋慎扶掖，一時傳為美談;“祖孫父子共官內庭，眾以為榮。”

然而好景不長，宋慎以莫須有的“胡黨”罪名被處死，宋璲受到“連坐”一并處死。被朱元璋譽為“純臣”的宋濂也難逃厄運，逮至京師判處死刑。馬皇后聽說此事，大為驚訝，勸諫道：老百姓家為子弟延請教師，尚且能夠以禮全始終，何況天子！而且宋先生早已回鄉家居，必不知情，希望手下留情。朱元璋根本不聽。

次日，帝后二人一同就餐，馬皇后不碰酒肉，朱元璋詢問緣故，馬皇后回答：“妾為宋先生作福事。”一向尊敬皇后的朱元璋聽了為之惻然，投筷而起，決定把宋濂的死刑改為流放，發配四川茂州(今四川北川、汶川及茅汶羌族自治縣轄區)。雖然逃過一死，但是千里迢迢的流放，對于自詡為“俯仰無愧”的君子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他已年逾古稀了，還沒有到達目的地茂州，就死在了夔州(今重慶奉節，近巫山、云陽)。那是洪武十四年五月，享年七十三歲。

關于他的死，一說病死，如《皇明名臣言行錄》說：“以疾卒于夔州，臨歿，端坐斂乎而逝。”一說自縊而死，如《名山藏》說：“至夔，宿野寺，侘傺(失意)語曰：‘聞之佛書報應以類今爽濂也。’其夕，投繯死。”從門人方孝孺所說“不獲終于正寢”來推斷，似乎“投繯死”的可能性更大些。不管是哪種死法，他都是葬身千里之外的異鄉夔州了。

他的大弟子方孝孺一生對他執弟子禮，每次路過夔州，必定前往掃墓，還恭恭敬敬地為老師撰寫了祭文：“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鑒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后昆。”讀來令人潸然淚下，為何這樣一位正人君子，不能壽終正寢，不能庇蔭子孫？

他的后人每年都要長途跋涉前往異鄉上墳，內心可能會哀怨：當年先祖倘若始終隱居仙華山，不去投奔太祖高皇帝，恐怕不至于有這樣凄慘的下場吧？正如尹守衡《明史竊》所說：“太史公恂恂乎德言君子也，受知高皇，千載無兩，而夔州之行不免，何哉？”這樣的問題對于明朝文人而言是難以回答的，他只能隱晦曲折地點到為止：元末辭去翰林院的官職，入仙華山學道，朋友犁眉公表示愿意一同前往。然而兩人都未能如愿，終于入朝為官去了。尹守衡感嘆道：“嗟夫，二公追誦乎斯言，其無遺憾于身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