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灃是光緒的同父異母弟，七歲繼承父親的封號，成為第二代淳親王，不需付出任何勞動即可坐擁榮華富貴。在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兒子溥儀成了皇帝，他站在溥儀的背后，以攝政王的身份行使著皇帝的權力。然而，他還沒來得及很好地品嘗權力的滋味，革命黨人就推翻了他家的統(tǒng)治。

起初，民國政府與清皇室簽了協(xié)議，清廷讓出政權，民國以外國君主之禮待之，每年撥給清皇室若干優(yōu)待費，溥儀可以在紫禁城里做個名義上的皇帝，載灃也可以附帶享有一定的尊榮。沒過幾年，馮玉祥將溥儀趕出紫禁城。這下，愛新覺羅家族跟平民也沒有多大區(qū)別了。日子就這樣過著。

后來，日本人來了。日本人的第一步棋是推翻中華民國政府，扶植傀儡政權。只要載灃點個頭，他就可能成為某個淪陷區(qū)的所謂“國家元首”，讓愛新覺羅家族重新過上人上人的日子。出人意料的是，無論日本人如何利誘，載灃堅決不做有損國家尊嚴的事。他甚至怒斥兒子溥儀的漢奸行徑，并在溥儀做偽滿洲國皇帝時，堅決不去東北。

載灃的選擇與他開放的思想有關。多數(shù)清朝皇族對現(xiàn)代科學知之甚少，而載灃不同。讀書時，他總是按時上學，認真記筆記，沒多長時間，筆記就積攢了一大箱。他學習的課程包括軍事、數(shù)學、物理和地理等。

他尤其對天文學感興趣，代表皇帝出使德國后，他帶回的不是奇珍異寶，而是地球儀、天文望遠鏡和其他科學儀器。每當有日蝕、月蝕出現(xiàn)時，他都要仔細觀察，并繪成圖，記進日記。

1901年，德國公使被清軍所殺，載灃作為頭等專使大臣被派往德國謝罪。載灃卻將這次謝罪之行變成了游學考察：無論軍校、軍工企業(yè)、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由于比一般的封建皇族有見識，載灃對個人的權力自然看得不那么重，關鍵時候不會舍義取利。

作為典型的既得利益者，載灃并不高調(diào)，他的一生貫穿著兩個字：不為。載灃口吃，平時不愛說話，與親友兄弟們在一起時，總是默默地聽他人高談闊論，很少插嘴。他一向討厭應酬與交際，來醇王府的人，哪怕你把板凳坐穿，他也不會開口留飯，態(tài)度總是淡淡的。

對待自己親朋好友的賀慶、吊喪之類的事情，他也僅僅露個面，寒暄幾句，便趕緊走人。他做事喜歡守成，生了病，仆人問他買什么藥，他都是兩個字：照例。進入民國后，他也努力做一個好公民：不做違法亂紀的事，不給政府惹麻煩，不參與張勛之流的復辟舉動，不引發(fā)輿論指責……

同時，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也有著非常強烈的國家觀念。赴德國謝罪時，德皇曾提出跪拜的要求，載灃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日本人打進中國，殺人擄掠，無惡不作，載灃以“不與日本人合作”來表示內(nèi)心的憎惡。

有人說，中國人的人生態(tài)度很矛盾，得志時，他的思想往往是儒家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失意時，他的思想則是道家的，即使可為也不為。

不過，一個人的作為，有時是要看客觀環(huán)境的。比如載灃，一個封建王朝的王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財勢漸衰，手中也沒有什么權力，在全民族抗戰(zhàn)的烽火中，想讓他有較大作為，的確有點兒強人所難。但是，他能夠在關鍵時候“不為”—向國人呈現(xiàn)出愛國姿態(tài)，堅決不做日本侵略者的工具，比起某些賣國者，其實也是一種“有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