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還鄉理事，極其風光體面和耀武揚威

公元1578年4月(明神宗萬歷六年)首輔張居正離京，回湖北江陵老家。這一次奉旨還鄉，是為他一年前逝世的父親辦理喪事;誰都有死老子的必然性，但死了老子，竟勞駕皇帝操心，是絕無僅有的特例。沖這一條，張大人此行，可謂極其風光體面，極其耀武揚威。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記述了他的這次回鄉之旅，牛皮得不得了。除了肅靜回避的儀仗隊，“隨從的侍衛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隊鳥銃手，乃是總兵戚繼光所委派，而鳥銃在當日尚屬時髦的火器。”動用新式武器保鏢，可比時下警車開道，威風得不知多少倍。我估計，張大人此行，不會出現堵車塞車，一路綠燈，是可以肯定的。

最嘆為觀止者，是他此行的座駕，稱得上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公車。黃仁宇對這臺特制的巨無霸，有過一段不失幽默的描寫。“張居正這一次的旅行，排場之浩大，氣勢之煊赫，當然都在錦衣衛人員的耳目之中，但錦衣衛的主管者是馮保，他必然會合乎分寸地呈報于御前。直到后來，人們才知道首輔的坐轎要三十二個轎夫扛抬。內分臥室和客室，還有小僮兩名在內伺候。”明人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也不得不感嘆這臺巨無霸之壯觀：“又造步輦如齋閣，可以童奴，設屏榻者。”坐在這臺明朝的“勞斯萊斯”或“賓利”級別的高級轎車里，身份有了，氣派有了，權威有了，牛氣沖天自是更不必說的了。

明、清以來，官員的交通工具為轎，二人抬者曰“肩輿”，四人抬者曰“軟轎”，通常所謂的“八抬大轎”。尤其明朝，對公車使用有極其明確的限制，在《明史·輿服志一》里，我們看到“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依此制度，張居正的車肯定超標。不過，作為內閣首輔兼皇帝老師，他有資格不在乎，加之奉旨回鄉料理父喪，他有本錢搞特權。更何況錦衣衛主管，相當于克格勃首腦的馮保，跟他非常之鐵，自然隱惡揚善。所以，由京城出發，在真定(今河北正定)換乘這臺由知府特為他供奉的既舒適，又寬敞的巨無霸，一路往南，經一千多里的行程，到達湖北江陵。全城人都擁到關廂，歡迎衣錦榮歸的同鄉首輔，無不希圖一睹風采。然而坐在轎中的張居正，影影綽綽，老百姓是看不到真容的。不過這臺巨無霸座駕，著實讓他的家鄉人開了眼。

公車是一張行走著的名片

普通的八抬大轎，總重約300公斤-500公斤，每個轎夫承重50公斤或稍多一點;依此制度，張居正的座駕，至少要有1噸至1噸半的自重，否則不可能分臥室和客室，不可能載有兩位服務生，不可能載有必不可少的衛生設備，以及供沏茶燒水的爐具。從老北京胡同的寬和窄，也可判斷其中住戶富貴和貧窮，權勢和卑賤的程度，凡有王府，官邸，俗謂大宅門者，胡同不得狹于一丈(約兩米)，就是為了方便前四后四的八抬大轎進出。京城有民諺云：“東城富，西城貴，南城貧，北城窮”，因此，東、西城胡同多半寬敞且直，南、北城胡同大都狹窄，而且彎曲，前者因轎的出入而必須講究，后者因市民行走而馬虎隨便。

張首輔的前八后八，左八右八的三十二抬巨無霸，估計那轎子當不小于現在的“考斯特”。所以由真定起駕，也是有其道理的，第一，在北京城里，怕有的路段未必轉悠得開;第二，京城人多嘴雜，張居正不想招搖過市，免遭物議。不過，明朝中后期，政治腐敗，舉國貪瀆成風;官吏無能，唯知橫征暴斂。但首輔的座駕，能從本地路過，那是千載難逢，送上門來的巴結好機會，除非白癡，誰能放過。因此首輔此行所經河北、河南兩省驛道，全程是否都能保持四米寬度，是大有疑問的，因此，修橋鋪路，大興土木。后來，有一位名叫楊四知的御史，在參劾張居正的奏折里，說他“歸喪沿途，五步鑿一井，十步蓋一廬。”自然是落井下石的夸大之詞，但中國官員之馬屁功夫，堪稱絕活，沿途州縣一二把手，為了這臺巨無霸順利通行，增派民夫，拓展路面，動用工匠，加寬橋梁，以討好元輔，自然是少不了的。

據黃仁宇文：“他從陽歷四月中旬離京，七月中旬返京，時間長達三個月。即使在離京期間，他仍然處理重要政務。因為凡屬重要文件，皇帝還要特派飛騎傳送到離“京一千里的江陵張宅請張先生區處。”我想，張居正乘用這樣的坐騎，也有其公務在身，隨時需要替年輕主子料理國家大事的理由。唯其如此，這臺巨無霸座駕，“行經各地，不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當地的藩王，也打破傳統出府迎送，和首輔張先生行賓主之禮。”《玉臺叢語》甚至說：“居正奉旨歸喪，所經由藩、縣、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

因為公車是一張行走著的名片，官有多高，權有多大，車也就有多好，這大概也是大多數官員對座駕十分在意，十分在乎的原因。張居正是個強人，強人的缺點，在得意時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時，坦然接受沿途官員跪迎跪送，以為坐在這臺巨無霸里，為皇帝辦事就等于是皇帝了。《萬歷野獲編》里如此說過：“江陵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這個“攝”字，對他來講，倒也是事實。但從他自己嘴里說出來，就有點狂妄了。沈德符接著說：“‘攝’字于江陵固非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庚辰之春，決意求歸，然疏語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則上固儼然成王矣。”清人紀昀在《四庫全書題要》中，說他“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也是這個意思。強人再強，不可能永遠如日中天，公車再棒，總會有坐不動的時刻，從江陵料理父喪回京的第五年，公元1582年，張居正病逝，享年57歲。在皇帝的授意下，一場反攻倒算，差一點點就要將他從墳墓里挖出焚尸揚灰。

如何應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頭，則更是一路經過的大小衙門，傷透腦筋的事

他肯定沒有預料到萬歷皇帝的秋后算賬，來得這么快，這么狠，《萬歷野獲編》為明人撰，應該可信其真實。“今上(即萬歷)癸未甲申間，籍故相張江陵，其貽害楚中亦如之。江陵長子敬修，為禮部郎中者，不勝拷掠，自經死。其婦女自趙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門時，監搜者至，揣及褻衣臍腹以下，如金人靖康間搜宮掖事。其嬰稚皆扃鑰之，悉見啖于饑犬，太慘毒矣。”

那臺巨無霸自是張居正許多罪狀中的一條。

要知道，皇帝未必不小人，而且說不定非常之小人。在《萬歷野獲編》卷九里，有一則《貂帽腰輿》的記載，我們看到因座駕之張狂躐等而倒霉的，不光張居正一人。“嘉靖中葉，西苑撰元諸老，奉旨得內府乘馬，已為殊恩。獨翟石門、夏桂洲二公，自制腰輿，舁以出入。上大不懌，其后翟至削籍，夏用極刑，則此事亦掇禍之一端也。”讀到這里，我想那些坐豪華公車的官員，會不會為此而慎之戒之呢！

作為首輔，執政近15年，張居正確實做出了政績，為世公認。《明史》稱他：“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干濟才。”然而，他的人格，品德，作風，政聲，也有很多為人所不齒的地方。與他同科進士的大文人王世貞，就對他很不以為然的。在文章里曾嘲笑過，一位當朝宰相，竟然下作到以“晚生”的帖子，遞過去以取悅于太監馮保，雖偶一為之，也頗令人作嘔。無非因為這個太監能左右太后和皇帝，他不得不依靠他，不得不拍他馬屁，即使如此，也不必卑躬屈膝啊！據明代的文人焦的《玉堂叢話》，說到他奉旨歸葬，從北京出發到湖北江陵，其作威作福的排場，真是令人嘆為觀止。最難侍候的，沿途州縣如何供應他老人家的吃，讓他吃得開心，如何應付他那口味尖刻的舌頭，則更是一路經過的大小衙門，傷透腦筋的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于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而歸。”一百道菜上來，張居正眉頭緊皺，舉筷躊躇，簡直沒有他可吃的，其舌頭之刁鉆，其嘴巴的挑剔，可想而知。

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敗，也與舌有關

要是從明代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的一則記載看，這一家人的味覺神經，也夠登峰造極的了“江陵歸葬公還朝，即奉上命，遣使迎其母入京。比至潞河，舁至通州，距京已近，時日午，秋暑尚熾，州守名張綸具綠豆粥以進，但設瓜蔬筍蕨，而不列他味，其臧獲輩(家奴廝役之類)則飫以牲牢(肯定五星級待遇)，蓋張(這個馬屁精)逆知太夫人途中日享甘肥，必已屬厭，反以涼糜為供，且解暑渴。太夫人果大喜，至邸中謂相公曰：‘路煩熱，至通州一憩，始游清涼國。’次日，綸即拜戶部員外郎，管倉、管糧儲諸美差。”

張居正的舌頭一動，解決了一批無錫廚師的就業問題;老太太的舌頭一動，使得通州運河邊上小小七品縣官，一步登天，擢升到中央政府工作，這就屬于舌頭的第二功能了。但最后，想不到這位既位高權重，不可一世，也卑污輕賤，曲節事人;既治國有方，政聲蜚揚，也好色腐敗，貪刻殘酷;既轟轟烈烈，位極人臣，也碧落黃泉，慘遭滅門的張居正。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敗，也與舌有關。明代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江陵始終宦官》說：“江陵之得國也，以大？馮保力……而最后被彈，以致籍沒，亦以屬司禮張誠，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乎！”當年，張居正舌頭一動，斷送了高拱，拉攏了馮保;現在，一個更得寵的太監，在萬歷身邊，張誠舌頭一動，把罪狀一條條呈給皇帝耳邊;而那個高拱，別看敗在他手，臨死之前，趁舌頭還能動，又搞了一份《病榻遺言》告上去，歷數張、馮的罪惡，火上加油，促使萬歷下了決心，在張居正死了兩年以后，終于被抄家奪爵，總算留一點面子，沒有戮尸。

這一切的是是非非，無一不是舌頭在興風作浪，想到這里，真有一點不寒而栗呢？但一代文豪王世貞先生，也不是什么好樣的，在張江陵如日中天的時候，曾經起勁地去巴結過的，甚至洋洋灑灑，寫過吹捧他雙親的祝壽文章，想討他的好，希望得以引薦，躋身朝廷，求得朱紫。奈何張居正認為，閣下文章好，未必適宜做官，還是當你的文人算了。也許由于未能滿足欲望，現在，你死了，你倒臺了，你完蛋了，我反過來敲打兩句以泄憤，也是情理之常。所以說，文人的舌頭，通常是靠不大住的，一會兒向這邊拐，一會兒向那邊拐，那是司空見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