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實生活中，經(jīng)常可以聽到低薪導(dǎo)致貪污、需要高薪養(yǎng)廉的議論。這種說法，并非現(xiàn)在才有，而是史已有之。低薪在古代叫“薄俸”。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曾經(jīng)說“今日貪取之風(fēng)，所以膠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并且在回顧了從西周到明代的俸祿制度后，感嘆道：“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錄》卷十二“俸祿”條)顧炎武的看法，不僅清代的學(xué)者如史學(xué)家趙翼等都表認同，當代的研究者也大多認可這一觀點，認為“薄俸”制度致使明清官吏不得不貪，難以保持廉潔。這種見解，其實似是而非，因為顧炎武議論中的一個關(guān)鍵點被忽略了。

中國古代的清官，按晚清學(xué)者薛福成的說法，以四個人最著名，他們是：漢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補編》卷一)。這四個人中，汲黯和宋璟的名字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比較陌生，所以如果評選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清官，相信大部分人會把選票投給包拯和海瑞。現(xiàn)在，我們就以海瑞為例子，看看官員能否清廉與工資制度之間有什么樣的關(guān)系。

(一)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清官，即清廉之官，但清廉比較抽象，就人們的感受來說，生活上的貧窮似乎更有說服力。海瑞死的時候，在都察院(相當于監(jiān)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僅找到十幾兩銀子，《海瑞集》(中華書局1962年12月版)中說“僅存俸銀十余兩”，另外還有“8兩”和“151兩”兩種說法，中華書局1982年初版黃仁宇《萬歷十五年》曾說是20兩，有誤，中華書局2006年版《萬歷十五年》已改正。辦喪事的費用都得朋友們湊份子，可見他的確是窮，窮得讓人肅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陳的御史(相當于紀委的處級干部)。陳御史經(jīng)常讓差役拿著“紅票”到市場上去買米，只付市場價的一半。這種做法當時很普遍，并不是陳御史一個人這樣干，老百姓對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去買米，剛好這個米店的經(jīng)紀(經(jīng)理)家里有個見過點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認為這不合理，便拿了“紅票”到都察院擊鼓告狀。海瑞得到狀紙后勃然大怒，想加倍處罰陳御史，剎剎這種歪風(fēng)。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們懇切求情，陳御史終于免受處罰。但是海瑞卻采取了另一種懲罰方式：先是把拿“紅票”買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當差的資格，再把他枷號在陳御史辦公的衙門前，以羞辱陳御史。陳御史因此名聲不好，他對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時候，陳御史看到海瑞家如此清貧，實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見剛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說：“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

海瑞的“清苦”終于感動了原來對他恨之入骨的陳御史，可見就清官來說，沒有什么比他自己過著清貧的生活更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了。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海瑞為什么窮？按照吳思先生《潛規(guī)則》一書的解釋，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資制度惹的禍。清官不受外財，守著一份死工資過日子，而工資又低，那就只能窮了，這很好理解。進一步推論，因為窮，收入不夠用，只好去貪污受賄，因此低工資制度成了明代官員“當貪官的理由”，這也似乎符合邏輯。但是，這個觀點卻是不能輕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7)作為政治明星的高調(diào)出場，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出任浙江淳安知縣一職，這時海瑞已經(jīng)45歲。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買肉事件，研究者歷來將它作為海瑞貧窮的依據(jù)：“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消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里。第二天，總督發(fā)布新聞?wù)f：‘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二斤肉！’”(《潛規(guī)則·當貪官的理由》)此事見于《明史》記載，似乎沒有理由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問題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窮得買不起兩斤肉呢？

當時買兩斤肉需要多少錢？根據(jù)海瑞自己的說法，“豬肉二十五斤，價銀五錢四分。”也就是說買25斤豬肉需要0.54兩銀子，一斤為 0.0216兩，換算成現(xiàn)在的人民幣大概就是14元，明嘉靖后期到萬歷前期的米價大致是1石米需銀7錢，1石約為155斤，這樣1兩銀子可買221.4斤大米。2013年夏秋北京超市粳米的零售價一般是每斤3元左右。這就是說，按購買力換算，當時的1兩銀子大約相當于現(xiàn)在的664元。貨幣換算標準，詳見本書附錄。和現(xiàn)在的肉價差不多。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為有人認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兒可能是回民)，我們假定他買的那兩斤肉是牛肉。當時牛肉的售價，“大羹牛肉二斤，價銀四分正”，每斤也就是13元。

海瑞會窮到付不起26元買2斤牛肉給母親過生日嗎？

明代官員的正式工資不高。按照朱元璋時代確定的工資標準，七品知縣的年薪是90石大米，《明史·職官志》記此標準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定，《明太祖實錄》則記此標準為洪武二十年九月定。一般都認為洪武二十五年的標準成為以后有明一代的定例。相當于現(xiàn)在的4萬塊錢，月薪只有3000多元。由于后來朝廷發(fā)給官員的俸祿并不是全額的大米，還有折色，實際領(lǐng)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銀子、360貫鈔。

萬歷《明會典》卷三十九記載地方正七品官員歲俸米為90石，其中54石為本色，36石為折色。本色中12石為月俸米，其余折銀俸35石、折絹俸7石，共合銀26.95兩。折色中折布俸18石，合銀0.54兩;折鈔俸18石，合本色鈔360貫。萬歷十年(1582年)的《萬歷會計錄》卷三十四“文武官俸祿”記載與之相同。這360貫鈔，名義上頂了36石大米(10貫鈔折俸1石)，但是較起真來，由于鈔法不行，貨幣嚴重貶值，這筆錢在市場上未必能買到兩石大米。這樣計算起來，實際工資只有53石大米(27.49兩銀子按萬歷前期的米價每石0.7兩來算，可購米39石)，不到現(xiàn)在的2.5萬元，月薪只有2000元。每個月2 000元的工資的確不高，但似乎不至于買不起二十幾塊錢的兩斤肉。

海瑞除了國家發(fā)放的工資之外，還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產(chǎn)，據(jù)黃仁宇先生估計，總共是40畝光景。40畝地租給別人耕種，地租一般是收獲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當時的廣東瓊州府)能夠種雙季稻(還有可能種三季稻)，按道理一畝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總會有的，這意味著海瑞一家每年還有二三十兩銀子的收入。

海瑞在海南老家擁有零散土地93丘，全部稅額為1.28兩銀子，黃仁宇先生按照當時海南的一般稅率估計其土地數(shù)量大約為40畝(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第240頁)土地租佃給別人耕作，田租一般是畝產(chǎn)的一半。洪武四年(1371年)八月朱元璋曾賞賜沐英“蘇州府吳江縣田一十二頃八十畝，歲計租一千石”(《明太祖實錄》卷六十七)，洪武六年五月又賜“銅陵縣田十二頃四十畝，歲計租五百四十八石”(《明太祖實錄》卷八十二)。田租每畝前者約0.78石，后者約0.44石。兩者相差較大，主要是由于兩地畝產(chǎn)量不一的緣故。蘇州的田地差不多是全國畝產(chǎn)量最高的，而銅陵田地則比較瘠薄。所以海瑞老家的40畝田地所得年租應(yīng)該不會超過蘇州的標準，所得不會超過31.2石，但至少也不會少于17.6石，因此可以養(yǎng)5人至9人，差不多是一家人的口糧。

海瑞的家庭，我們假設(shè)情況和2006年年底播映的電視連續(xù)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所呈現(xiàn)的情況一樣，是海瑞夫妻兩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個女兒，一家四口，三個成人一個小孩。這樣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費呢？

家庭基本花費不外吃穿住行等項。先說吃。食物的消費量遵循生理規(guī)律。按照明清時人的說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6石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資里有實發(fā)的12石米，已經(jīng)基本上滿足三個大人一個小孩的口糧需要了。海瑞的工資除米之外還有大約30兩銀子，如果海瑞的家庭情況真的像《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所呈現(xiàn)的那樣，海瑞是不可能買不起兩斤肉的。

當年海瑞一家就住在縣衙正堂后面的“知縣宅”里，官方提供的住宅是知縣法定工資之外的福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