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把妹妹嫁給劉備為何反致雙方關系惡化？
三國鼎立時，東吳孫權遣呂蒙諸將襲取荊州，關羽父子兵敗被殺，蜀漢遭到重創(chuàng)。這是歷史進程中的一大轉(zhuǎn)折。史學家對此問題作深入研究者不多，也有人認為關羽沒有認真執(zhí)行諸葛亮的“聯(lián)孫拒曹”戰(zhàn)略，把主要責任都推到關羽身上。我也曾有過類似看法，現(xiàn)在再次研讀《三國志》，發(fā)現(xiàn)事實并非如此。再說，我也曾懷疑諸葛亮也許對“聯(lián)孫拒曹”戰(zhàn)略有過改變，現(xiàn)在仔細考察，懷疑也缺乏事實根據(jù)，不能成立。
一
劉備屯兵新野時，考慮到手下缺少為之出謀獻策之智囊，希望把徐庶招納帳下，徐庶推薦了諸葛亮。劉備至南陽隆中拜訪，第三次才相晤。諸葛亮對當時形勢作了全面分析，并提出應對計謀，劉備聽了，心悅誠服，從此就重用諸葛亮。用劉備自己的話來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可見其親密之程度，已須臾不可分離矣。
諸葛亮之主要論點，《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頗詳。后世文史論著把這次談話內(nèi)容單列成篇，題為《隆中對》。共兩個部分，彼此之間有密切聯(lián)系。一為“孫權據(jù)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簡言之，就是只能聯(lián)孫。一為“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jié)好孫權，內(nèi)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簡言之，不僅聯(lián)孫可以拒曹，而且可以滅曹。
因為都是對未來局勢的預料，這一戰(zhàn)略有幾處相當含糊：“若跨有荊、益”，未能明確用何種方式“跨有”，亦即“占有”。似乎諸葛亮也有一旦占有“荊、益”，即不松手之意。再說，對孫權，“可以為援而不可圖”在先，“外結(jié)好孫權”在后，一再強調(diào)了“聯(lián)孫”。但是隨后就認為“誠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再沒有提到如何解決孫權的存在問題。可以看出，諸葛亮雖然如此強調(diào)“聯(lián)孫”，實際上對孫權仍舊有一定程度的藐視。
主張“聯(lián)孫拒曹”的諸葛亮尚且在一定程度上藐視孫權，劉備、關羽等人藐視孫權的程度則有過之無不及。所以發(fā)生這種情況，自有其原因，孫權自知既無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條件，又無劉備“中山靖王之后”的政治資本，于是采取低姿態(tài)以自保，有時不惜委曲求全。正因為孫權確實沒有統(tǒng)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劉備、關羽諸人由此放松了對孫權的提防。
當然，劉備的“聯(lián)孫拒曹”有過良好的開端。那是劉備被曹操的大軍追迫得十分狼狽時，到了夏口。“遣諸葛亮自結(jié)與孫權”。孫權也感到為難，張昭等人力主迎曹操，較年輕將領認為迎曹操無異自取滅亡，主張堅決抵抗。于是孫權“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zhàn)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劉備與孫權“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這就是以少勝多，從而確立了三國鼎立的基礎的赤壁之戰(zhàn)。
赤壁之戰(zhàn)，劉備、孫權都是受益者，但是無論從人力物力或其他方面的條件來說主要是依靠孫權的實力，劉備所作的貢獻微乎其微，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而魯肅諸人也從大局出發(fā)，主張與劉備保持良好關系，所以孫權開始向劉備大幅度傾斜。
劉備原無安身立命之地，赤壁戰(zhàn)后，孫權以周瑜為南郡太守，此時劉備就從周瑜所轄南郡屬下獲得了用以安頓將領家屬與軍旅的一大片土地。《江表傳》說得最具體：
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于油江口，改名公安。
劉備覺得地盤仍舊嫌局促，于是“〔復〕從權借荊州數(shù)郡”。是否劉備從孫權處借得？是個疑問。因為《三國志·諸葛亮傳》說：“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似乎劉備攻占“數(shù)郡”之后，孫權默認這些地方屬于劉備勢力范圍而已。《關羽傳》也說：“先主收江南諸郡”，如出一轍。那么又何以此事被說成是借荊州呢？仍舊可以從“(復)從權借荊州數(shù)郡”找到根據(jù)，“零陵、桂陽、長沙三郡”都屬于荊州是毫無疑義的了。
劉備讓諸葛亮去“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可見劉備、諸葛亮對這三郡的重視程度，后來一直拖延、推諉，不肯歸還給孫權，原因在此。
應該說陳壽所著《三國志》，就史膽、史識而言，不愧為佳作，而在地名使用上仍欠統(tǒng)一，不夠規(guī)范。《吳主傳》又有“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之說，此荊州又不包括長沙、桂陽了。
無論在地名上有何混亂之處，有一點是明確的，劉備、諸葛亮決心把已取得的諸郡作為進攻益州的根據(jù)地，所以用全力經(jīng)營，非萬不得已決不歸還。
事態(tài)發(fā)展到這一步，本來已告一段落，就孫權而言，可以說對劉備已仁至義盡，不僅主動騰出油江口(公安)給劉備，劉備再要求占有長沙等三郡，也滿足了劉備。此時彼此之間應該親密無間，十分和諧地相處了。不知出于何種考慮，孫權居然又進一步對劉備“進妹固好”。“固好”者，要把雙方親密無間的形勢保持下去也。二
形勢的發(fā)展完全出乎孫權的意料之外，“進妹”反而引起雙方發(fā)生尖銳的矛盾，孫權之妹絲毫沒有意識到身負政治重任，她驕橫成性，洞房中布滿刀光劍影，劉備未感到溫柔，因而對孫權此舉心存疑慮，進而對之加以防范。孫權之妹自覺無趣而歸寧，劉備、諸葛亮又令趙云截江奪斗。此事遂以孫權失盡體面而結(jié)束，“固好”未成，后患隨之。
雙方既然交惡，劉備的日趨強盛，當然被孫權認為是莫大的威脅，索回當初所借之零陵、桂陽、長沙諸郡乃是理之當然。借時有無具體協(xié)議，未見記載，是否言明取得益州，即歸還荊州已不得而知，孫權在劉備取得益州之后索還荊州，可謂時機非常恰當，否則以后更難啟口。
查考《三國志》劉備、諸葛亮、關羽、孫權、魯肅、呂蒙諸人傳略，可以發(fā)現(xiàn)索還荊州一事，因甚不順利，在數(shù)年之間曾進行多次，而且既有孫權與劉備的首腦一級的交涉，也有魯肅與關羽之間的直接談判。兩個層面交叉進行的。
可以確認，赤壁之戰(zhàn)取得勝利后，至少是借得零陵、桂陽、長沙諸郡后，劉備已將“聯(lián)孫拒曹”戰(zhàn)略置于腦后而不顧了。否則，他對那椿婚事也應該采取比較委婉的態(tài)度而穩(wěn)妥處理，即使難以繼續(xù)，也能夠使對方不致如此難堪的。孫權一再忍讓，劉備所借荊州迄無歸還之意，正式向劉備追索，于情于理，均無不妥之處。
據(jù)《吳主傳》，建安十六年(211)，劉備攻入益州，劉璋投降，三國鼎立的形勢，進一步得到鞏固。隨之：
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
會備到江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
此處用“從求”二字，可見孫權索還荊州整個過程，派遣諸葛瑾之人選既為諸葛亮之兄，其人一向以忠厚長者身份出現(xiàn)，典型的和事老角色，態(tài)度上溫和之至，決無盛氣凌人之霸道。然而，仍被劉備拒絕。理由是要得到?jīng)鲋葜螅拍軞w還。劉備沒有能信守當初承諾，節(jié)外生枝，提出來涼州問題，可以說達到了“欺人太甚”的地步。如果他還想“聯(lián)孫拒曹”的話，決不可能如此強詞奪理的。
關羽將孫權所指派的三郡“長吏”盡逐之，當然是劉備的決定，他是執(zhí)行者。率領三萬兵至益陽，更十分明確是劉備的指派。誠然，關羽對孫權及其部屬向來很不友好。但此兩事并非關羽主動，完全服從劉備之命令行事無可懷疑。據(jù)《先主傳》，記載與之基本相同，但較簡略，時間則為建安二十年(215)，兩處記載相距四年，不言而喻，孫權向劉備索還荊州一事，至少被劉備搪塞、拖延了四年之久。
《魯肅傳》較《吳主傳》《先主傳》更多了許多具體情節(jié)，尤其“將軍單刀俱會”時，魯肅與關羽彼此之間的爭執(zhí)，使氣氛非常緊張，險極驚極。此次關羽赴會亦非關羽主動，更非關羽之職責。因為“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往益陽，與羽相拒”，這才發(fā)生“肅邀羽相見”的“單刀會”。
劉備命令關羽與魯肅去交涉，關羽只能遵命，劉備不愿歸還荊州，關羽不能擅作主張，答允歸還。更何況關羽為人一向驕傲，對孫權及其文官武將藐視之程度較劉備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魯肅直截了當向關羽質(zhì)問，關羽根本不作正面答復。“座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在耳，何常之有？’”。十分可能是劉備與關羽商量好的措詞，由“座有一人”去說，乃是一種計策。這句話比“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更后退了，根本不想歸還荊州，而意圖永久占領了。而且把自食其言自我美化成“惟德在耳”，令人難以容忍。這次“單刀會”就此不歡而散。
劉備滿足于既得利益，早已忘懷“聯(lián)孫拒曹”之戰(zhàn)略，孫權亦未出兵力爭。曹操部屬進駐漢中時，劉備感到益州受到威脅，又恐兩面受敵，被迫退了一步。《吳主傳》：
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可見孫權并未趁人之危以報復，而是謙恭地“令諸葛瑾報”，派“和事老”再一次表達了“更尋盟好”的姿態(tài)。照常理說，這正是恢復執(zhí)行“聯(lián)孫拒曹”戰(zhàn)略的良機。事情卻再一次逆轉(zhuǎn)，而向危險的方向發(fā)展。
事實證明孫權沒有計較趙云“截江奪斗”等以往的老賬，為了“更尋盟好”，有了大動作。《關羽傳》：
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辱罵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此事責任也不全在關羽，劉備本人當初對聯(lián)姻之事以決絕收場，對關羽影響極大，如果同意將女兒許配孫權之子，無異與劉備步調(diào)不一致也。當然，關羽也可婉拒而不“辱罵其使”，但就關羽之性格而言，如此辱罵使節(jié)，乃是必然的。
關羽對孫權之態(tài)度基本上與劉備保持一致，比較粗魯專橫，劉備也不可能勸阻。劉、關二人，一為蜀漢政權領袖，一為與東吳唇齒相依的、荊州地區(qū)(后來應是狹義的荊州)實際統(tǒng)治者，對兩樁婚事都以交惡結(jié)束，蜀漢與東吳之友好自然難以實現(xiàn)。“進妹固好”失敗了，“更尋盟好”又成為泡影，孫權在痛苦中反思，結(jié)果聽信了呂蒙的計謀，開始麻痹關羽，最后將其消滅。站在東吳統(tǒng)治者孫權的立場思考，似乎也可理解。關羽的被害，對劉備來說，當然是無法接受的，成為莫大的仇恨，而且企圖立刻報復，不冷靜至極。本來把曹操作為主要的敵人，隨著形勢的變化，把孫權作為主要的敵人了。“聯(lián)孫拒曹”的戰(zhàn)略就此成為歷史而不復存在。于是傾力沿江東進，在戰(zhàn)術上又屢犯錯誤，被東吳名將陸遜所擊潰，羞愧交集，病死于白帝城。臨終之前，劉備雖并未明確反省執(zhí)行“聯(lián)孫拒曹”戰(zhàn)略有始而無終之錯誤，卻也未將錯誤與失敗之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仍不愧為大丈夫。
三
應該如何對待劉備、關羽？孫權可謂煞費苦心，兩次派遣友好使者都是通過深思熟慮而決定的人選，都選中了頗有資歷的諸葛瑾，此人正是劉備陣營中第二位人物，亦即堅決主張“聯(lián)孫拒曹”的諸葛亮的兄長。按理說，諸葛瑾乃是最佳人選，他的出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事實并非如此，是否諸葛亮已改變他原定的戰(zhàn)略呢？
正因為劉備的入川，既有一批得力的文臣武將，對方劉璋也是漢室宗親，劉備既是中山靖王之后，占了一定便宜，總的來說，比較順利，但劉備對諸葛亮的依賴因此也逐步遞減。《諸葛亮傳》中有巨大空白，一開始與關羽共守荊州，后即隨劉備西征，僅說平定成都之后，“先主外出，亮常鎮(zhèn)守成都，足食足兵”。如此而已。對魏之曹操、吳之孫權有何交涉？有何戰(zhàn)事？有何聯(lián)系？均未涉及。被作為一名大管家使用矣！
劉備自信過甚，關羽水淹曹操七軍，“威震華夏”，劉備很可能認為無論“拒曹”或“滅曹”均無“聯(lián)孫”之必要，憑自身實力即能辦到。因此，當初他之有諸葛亮“如魚得水”之感覺亦已不復存在，即使諸葛亮再次強調(diào)“聯(lián)孫拒曹”，劉備亦當作耳邊風矣！
《魏略》：
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shù)歲寂然無聲，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
此乃諸葛亮曾被劉備冷處理多年之鐵證，當然“聯(lián)孫拒曹”的戰(zhàn)略同時也被冷處理多年，并進一步演變?yōu)榕c孫權不共戴天之局面。諸葛亮是否曾竭力勸阻劉備東征？固無明確記載，但《法正傳》載明：
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群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222)，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諸葛亮為群臣之首，又一向主張“聯(lián)孫拒曹”，斷乎不可能袖手旁觀，應該一再進行諫勸才符合他的立場、品德。可見在劉備稱王、稱帝前后，諸葛亮對劉備的發(fā)言權已經(jīng)遠不及從劉璋手下投奔來的法正矣！
種種跡象表明諸葛亮始終堅持“聯(lián)孫拒曹”戰(zhàn)略，對于荊州問題，固然亦未明確表態(tài)，希望同時擁有益州、荊州，已有蛛絲馬跡可尋，然如果荊州問題解決不妥，無法“聯(lián)孫”時，諸葛亮仍將忍痛作出讓步而保持“聯(lián)孫”局面。曹操進駐漢中時，劉備歸還荊州予孫權，主要為形勢所迫，亦不能排除諸葛亮起了一定作用。
劉備病危，在白帝城托孤于諸葛亮，恢復了對諸葛亮的信任，也可能反映出他內(nèi)心對于“聯(lián)孫拒曹”的重新認識，感到未能認真執(zhí)行而遭致慘敗的悔恨。給后主劉禪的詔書謂：“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更是他本人晚年未能遵循諸葛亮“聯(lián)孫拒曹”戰(zhàn)略的沉痛檢討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
因此，劉禪即位，諸葛亮“且遣使聘吳，因結(jié)和親，遂為與國”。陳壽編著《三國志》，為諸葛亮寫了相當詳盡的傳記。為諸葛亮編輯了文集，并為此事向朝廷上了奏章。再次強調(diào)了諸葛亮輔助劉禪，取得之顯著政績，主要是“外連東吳，內(nèi)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但是，就劉備本人而言，他的“聯(lián)孫拒曹”依舊是有始無終的大悲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