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之后的皇權(quán)繼承者們，也都學著乾隆的樣兒，崇尚男風，以搞同性戀為樂。清咸豐帝奕詝和優(yōu)伶有過同性戀的關系，例如當時全國有名的小旦朱連芬，就常被召入圓明園，侍候皇上。有個姓劉的大臣對此進諫，被革了職。游蕩成性、才十九歲就死去的同治帝載淳，在十八歲時曾假扮富商，微服出宮，在一個酒店中認識了一個從河南來的書生，兩人發(fā)生了性關系，同治并自愿為婦。以后他們倆還在大街上手拉手、相互擁抱而招搖過市。后來此事傳入宮中，宮中立即派御林軍保駕回宮。而那個書生也慌忙回鄉(xiāng)，從此不敢再進京會試了。

宣統(tǒng)帝溥儀從小也有同性戀的習慣，潘季桐的《末代皇帝秘聞》中說：“溥儀自成平民以后，坦白地對來訪記者承認：小時候喜歡手淫，特別喜歡把漂亮的小太監(jiān)叫到身旁，替我那樣，而且我叫他們怎樣，他們當然就怎樣……溥儀甚至叫太監(jiān)用口來替他手淫。換言之，也就是行同性愛罷了。”

當然，嚴格說來，這些滿清皇帝并不是“純粹同性戀”者，而只是“雙性戀”而已。

乾隆大帝開創(chuàng)同性戀盛世？

雖然有清一代就有男風，但是究其氣候，還是在乾隆年間形成的。乾隆朝的同性戀之風，不但京城商埠浩蕩，邊疆農(nóng)村也勁吹;不單皇族樂此不彼，官吏、名士、民眾也好這一口。

清代的官員搞同性戀有兩個特點：一是多擁有自己的侍童、侍官、侍員，常侍左右，以至薦枕席;二是玩弄優(yōu)伶，蔚然成風。

清末上海《申報》中《賽金花遇貴二志》一段說：“名伶于莊兒之相好，如立侍郎、余御史等，皆以風流自命，自喜水旱并進者。于莊兒初為相公，乃‘旱路英雄’與立侍郎、余御史均有香火緣。”這里所謂“旱路英雄”和“香火緣”都是男同性戀的代名詞。“立侍郎”系指當時的內(nèi)務府大臣、戶部尚書立山，這么一個朝廷重臣，和優(yōu)伶的同性戀關系公開地登了報，并視為風雅脫俗之事，可以充分說明當時男風之盛了。當時的京師大臣幾乎無不以召伶侑酒作為夜生活之一，這種同性戀的活動連宮中太監(jiān)、滿族貴胄幾乎無一不好。

《孟學齋日記》云：丁蘭為揚吉人，西同司及給事中，孫某中書丁士彬、刑部郎崔某……浮浪輕率，語言糞土，士彬儇佻無行，面目失色而顧影自媚，孌童崽子之名，居不疑崔某市井少年，惡處無賴，柳中士夫風氣掃地至此，原可類也。

乾隆年間有名的才士、狀元與陜西巡撫畢秋帆在政治、軍事、文學和考證方面，屢建功勛，他也是個同性戀者。《羅延室筆記》描述他貴為總督，也和妻妾毫無關系，把妻妾冷落一旁，而在他左右朝夕侍奉的則是他落魄時所結(jié)交的伶官李桂官。

他們倆朝夕相對，形影不離，以致人們稱李桂官為‘狀元夫人’。一般趨炎附勢的人有事紛紛去找李，以致李成為當時京中的一個炙手可熱的人了。

清代趙翼的《簷曝雜記》云：“寶和班有李桂官，嬌俏可喜，畢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狀元夫人’之目，余識之，故不俗，不徒以色藝稱之。”清代錢泳的《履園叢話》中還說，畢秋帆本好龍陽，他任陜西巡撫時，幕中賓客也大半是同性戀者。一個政府部門中大半官員是同性戀者，實在說明此風之盛了。畢秋帆的同性戀在清代十分出名，以致清代描寫男同性戀的著名小說《品花寶鑒》就以他為基礎塑造出那個小說的主人公田春航了。

清朝的許多著名的文人學者都作詩撰文歌頌同性戀，或自身就是同性戀者。例如清初著名的詩人、畫家吳梅村就寫過《王郎曲》，公開稱頌男色，其中這樣一些句子描述當時的一些人對王郎眷戀得多么如癡如狂：……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為王郎死。

這種迷戀之情，真比今日之影迷捧電影明星還要熱烈得多。那位著名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也是個同性戀者，和身邊的幾個僮仆還有其他人士都相好過，到老了還有這嗜好。他在《板橋自敘》中說自己“酷嗜山水，又尤多余桃口齒及椒風弄兒之戲，然自知老且丑，此輩利吾金幣來耳。”這一段話說得很坦率，他也看透了，他已老了，還愿和他搞同性戀的人不過是為了騙他的錢罷了。他有個僮仆叫五鳳的，以后死了。過了多年后他看到一個在前面“喝道”的衙役很像五鳳，他黯然神傷，回憶過去一直材料他的生活、受他寵愛的五鳳，寫下了《縣中小皂隸有似故仆五鳳者每見之黯然》的詩，其中“口輔依然性亦溫，蹉跎吮筆墨花痕，可憐三載渾無夢，今日輿前遠返魂”，“乍見心驚意更親，高飛遠鶴未依人，楚王幽夢年年斷，錯把衣冠認舊臣”的句子，充分表現(xiàn)了他的同性戀的情感。

乾隆時還有個著名詩人張船山，他對中國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就是在《贈高蘭墅同年》的詩序中，指出高鶚是撰寫《紅樓夢》后四十回的作者。清人梁紹壬在《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八中說，由于“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因此“四海騷人，靡不敬仰”，很多士人紛紛寫詩作文，寫出自愿化為婦人，為他效力，甚至作為他的妻妾侍奉他。——這些心態(tài)實在是很奇怪的了。

當時，民間男風之盛并不止于名士，不少普通民眾也有此癖。如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就記載了一個新疆吉本薩地區(qū)20歲的屯兵張鳴鳳把一個60多歲的種菜園的老頭灌醉酒后而雞奸的事。袁枚在《子不語》中記載了一個少年車夫臨終時向年輕貌美的男主人表露愛情的事。在《子不語》“雙花廟”一節(jié)中還記載了兩個美少年搞同性戀，有個惡棍要奸污他們，他們抗拒被殺，邑人憐之，為之立廟。

從以上這些資料看來，清代男風之盛達到了史上的一個高峰。在皇權(quán)即為天的封建社會，皇家尤其是皇帝皇后的言行喜好就是全社會的風向標，臣們莫不竭力追逐仿效之。比如數(shù)千年來一直默默無聞的玉器，經(jīng)乾隆一鐘愛，整個王朝即刮颶風，士學工商兵農(nóng)無不以賞玉玩玉藏玉為時尚，致使玉身價扶搖直上。又如因為唐明皇癡愛豐腴的楊貴妃，神州大唐各個角落一夜之間肥妹胖嫂便“洛陽紙貴”了。同理，正是因為大清出了一位嗜好同性戀的乾隆皇帝，而且為他提供性服務的和珅，又從一個出身卑微的草民，搖身變成了權(quán)傾朝野的權(quán)貴，乾坤朗朗的大清立馬男風勁吹、淫歌徹夜。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統(tǒng)治者不可避免地會受漢族文化的影響，他們統(tǒng)治那么多的漢人又怕被漢族同化，于是嚴禁滿漢通婚。可是，性交又往往會發(fā)生，于是同性戀就變成統(tǒng)治者所默許的一種性方式了。

清王朝為汲取前朝荒淫腐朽而亡國的教訓，在一個時期內(nèi)嚴禁官吏狎妓，所以同性戀又成了一種合法的泄欲方式。

明代覆亡后，不少遺臣和文士既不愿靦顏以事新主，又感到回天無力，于是披發(fā)佯狂，寄情聲色以自娛，狎婦童、醉醇酒就成了政治逃避的方法。而清王朝的統(tǒng)治者也鼓勵他們這樣做，因為溺于聲色之好就不大會起來造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