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獄約為180宗 光乾隆朝就達69宗

清朝文字獄的興起旨在震懾反清勢力，維護清政府封建統治，其特征是：罪狀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權力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清王朝的歷史中，順治、康熙時期的“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時則成為一種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獄浪潮中，表現最為癲狂的人物剛是乾隆皇帝。

清道光五年(1825)冬，龔自珍寫了一首《詠史》詩，其中有一句“避席畏聞文字獄”。大意是，友朋聚會，本可無拘無束、暢所欲言，但席間有人談到文字獄，因不忍聽、不敢聽，只好退席，落荒而逃。文字獄的恐怖可見一斑。龔自珍寫這句詩之前的10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最慘酷的時期，盡管道光年間情況已大有改觀，但讀書人還是談“文”色變，心膽俱寒。

所謂文字獄，也稱文禍、筆禍，都是因文罹禍，因文字而遭牢獄之災。但如果仔細考究，文字獄的“文字”可謂千奇百怪，無奇不有。

最常見的“文字”是詩，此類冤案也稱“詩案”、“詩禍”。歷史上最有名的詩案，當屬“烏臺詩案”，主角是北宋大文豪蘇軾。蘇軾對王安石的改革有看法，在詩里發了點牢騷，結果被那些想拍王安石馬屁的“新進”御史們嗅出對改革不滿的意思，被認為“包藏禍心，誹謗謾罵”，于是被捉到“烏臺”。蘇軾最終在監獄里關了四個月后被貶謫到遠離政治中心的黃州，這還是皇帝沒有輕信那些想置他于死地的人，從輕發落了。清代許多文字獄就是此類“詩案”，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陳鵬年“重游虎丘”詩案、雍正四年(1726)錢名世以詩諂附年羹堯案、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等等。

其次常見的“文字”是文章。文章匯集成書，就是文集。因文集、專著中某一篇文章或幾篇文章而遭遇文字獄，在清代不勝枚舉，其中比較著名的案例是康熙后期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是當時的著名學者、作家，史學、文學的成就都很大。他的學生尤云鶚把自己抄錄的戴名世所寫古文百余篇匯集成書，取名《南山集偶抄》(即《南山集》)，刊刻出版，大受歡迎。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相當于現在的監察部部長)趙申喬彈劾戴名世。刑部官員從《南山集》中找到一些“罪證”，包括文集所錄一封戴名世給弟子的信中講到應該承認南明弘光、隆武、永歷三個政權，這自然觸犯了滿清政權的正統性，屬于大逆不道。該案牽連人數達300人之多，戴名世的所有著作被列為禁書，全部燒毀。

詩文、史著成為“文字獄”的主角是有邏輯可尋的。中國古人講詩以言志、文以載道，而讀書人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所謂的“志”、“道”很難脫離政治，詩、文既要承擔言志、載道的重任，也就不可能不涉政治。然而政治險惡，所以需以隱諱的方式去談，同時也養成了中國古人從詩文中揣測深層意蘊的習慣。這種習慣的惡性發展，文字被曲解原意、無限引申，就成為羅織罪名的工具，很容易就演變成文字獄。史學方面，中國古代另有一種秉筆直書的傳統，而當權者往往不希望真相被公開、丑行被公布，秉筆直書讓其丟臉，犯其禁忌，也很容易發展成文字獄。

如果說詩文、史著發展成文字獄有邏輯可尋，那么其他各種各樣的“文字”也發展成文字獄就是刻意誅求了。比如中國古代皇帝的生日稱為萬壽，有資格的官員要向皇帝進呈賀表，以祝皇帝生日快樂，這種賀表自然只會說好話而不會說壞話的，但朱元璋卻認為賀表中“作則”(指統治者的言行為百姓所效法，即做天下人的榜樣)是諷刺他曾經“作賊”(農民起義被稱盜賊)。“作則”本是稱頌統治者的套話，很多人無意中用了這個詞，稀里糊涂遭遇文字獄，丟了腦袋。

清代被打成文字獄的“文字”還有試題、日記、奏稿、榜文、表文、家規、宗譜、縣志、碑文、墓志、匾額、呈詞、字帖、字典、木戳等，幾乎凡是能夠想到的“文字”都可能構成文字獄，由此可見文網之密。

而清代文字獄案件之多，也讓人觸目驚心。民國時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曾編印《清代文字獄檔》一書，從清代軍機處檔、宮中所存繳回朱批奏折等檔案材料中輯錄65個文字獄的原始記錄，共出九輯，其中前八輯所錄的64個文字獄案件均發生在乾隆朝，只有第九輯收錄的曾靜遣徒張倬投書案是雍正朝發生的著名文字獄。《清代文字獄檔》收錄的案件只是清代文字獄的一部分，后有人另外輯錄5個乾隆朝文字獄，作為該書的“補輯”。這就意味著，檔案文獻留存較多的乾隆朝文字獄案就有69個。這仍然是不全的，收錄較全的是郭成康、林鐵鈞所著的《清朝文字獄》(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書中列舉的乾隆朝文字獄案件約為140個。當然，那些不見諸記錄的可能更多。即使以140個計算，乾隆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從1735年到1796年，名義在位61年(另有兩年雖然退位但仍掌實權)，每年發生的案件平均超過了兩起，其中一些年份竟有六七起。除了乾隆朝，《清朝文字獄》列舉的文字獄，在順治朝為6宗，康熙朝13宗，雍正朝20宗，嘉慶朝1宗，光緒朝1宗。加起來，見于文獻的清朝文字獄約為180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