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何沒出現宦官亂權 清帝任用包衣奴才

羅友枝以“宮廷”為選題探討清王朝統治的內亞性，本身就別具慧眼。陶博(PrestonTorbert)在TheCh’ingImperialHouseholdDepartment：AStudyofItsOrganizationandPrincipalFunctions，1662-1796.(《康雍乾內務府考》，1977)已指出，管理清代宮廷的主要機構——內務府是八旗制度與傳統中國官僚體制的結合，也是融合滿洲色彩并折衷漢制的政治機構。

但在“兼容滿漢”之外，羅友枝透過物質文化、社會結構和宮廷禮儀的考察，進一步告訴讀者清代宮廷文化的多元內亞性，包括了滿、蒙、藏、伊斯蘭文化等面向。

清代宮廷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內務府這個中國歷史上獨有的宮廷管理機構。內務府的主要人員是皇帝直轄的上三旗包衣(booi)，他們在身份上屬于皇帝的家仆。換言之，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來為其管理家務，與傳統王朝喜好任使太監的作法不同，也是清代不曾發生宦官亂權的主要原因。

但包衣若僅在內廷為天子執家務，很難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因此更為重要的是，清代的幾個重要稅差皆屬內務府包衣專缺。乾隆皇帝即言：“各省鹽政、織造、關差，皆系內府世仆。”在清代國課收入之中，鹽課和關稅分別是第二、三大宗，這些稅收均由皇屬包衣經手，得見內務府在清代財政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

內務府包衣出任重要稅差的代表性例子，莫過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從史景遷的研究可知，曹寅之母孫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因此曹寅與皇帝雖然名義上是主仆，實際上更像自幼一起長大的兄弟，二者親密逾恒的家人關系，這也是曹寅可以久任兩淮鹽政、江寧織造的原因。

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曹寅四次接駕。然而，接待皇帝的高昂成本被轉嫁到鹽政、織造衙門，造成財務虧空。康熙皇帝死后，雍正皇帝與曹寅的私人關系不如其父，在虧帑無法彌補的情況下，曹家被查抄，迅速走上衰頹的命運，這顯示出內務府包衣的仕途與家族起伏受到皇權影響的戲劇性。《紅樓夢》這部小說描述賈府從榮顯到落敗的過程，很大程度折射出曹雪芹家族的自身經歷，也因此曹雪芹才能用一種極為透徹的筆調描寫賈家“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起伏與蒼涼。

內務府包衣受到皇權影響而仕途起落的例子不止于曹寅，嘉道朝顯宦英和的落敗亦是一例。英和自幼聰穎，科場順利，乾隆五十八年考取進士時年僅二十三歲。和珅曾想把女兒嫁給他，英和的父親德保卻拒絕了這樁婚事，因而遭受和珅忌恨，受謗甚多。但禍福相倚的是，嘉慶皇帝親政之后，英和竟因拒婚而得到皇帝的重用，仕途自此飛黃騰達，爬升為朝中的一品大臣。

然而，作為包衣英和必須為家主當差，即便在外朝任職，也必須兼任內廷差使，負責為皇家監修陵寢。應道光皇帝節儉的作風，英和“裁省”物料，不料道光八年陵寢發生漏水事件，皇帝大怒之下，英和被奪官發往黑龍江當苦差，二子奎耀、奎照也連同罷職遣戍。英和家族在清代中期是“四世翰林”，通過科舉得到外朝任職的機會，其仕途榮顯在內務府包衣群體中可謂異數。即便如此，皇帝意志對家族命運的影響，使其跌宕起伏亦比外朝官僚更具戲劇性，呈現出內務府包衣的獨特身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