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xì)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這是唐朝大詩人杜牧題為《遣懷》的一首七絕，無疑是他在揚州當(dāng)官時的去青樓尋歡作樂的寫照。與杜牧《遣懷》一樣，因逛青樓、泡妓院有感而寫下的唐詩有很多，白居易的《宿湖中》便是其中一首：“幸無案牘何妨醉，縱有笙歌不廢吟。十只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這是白居易在蘇州做官時的狎妓詩。白居易和杜牧都是唐朝著名的大詩人，同樣經(jīng)歷過青樓妓院的風(fēng)流洗禮。唐朝的詩人如此，而宋代的詞人也不甘落后。在宋代詞人中，逛過青樓次數(shù)最多的大概非柳永莫屬。他的一首《鶴沖天》就是他一生生活的寫照：“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fēng)云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依翠，風(fēng)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在官場上，他懷才不遇，壯志難酬，深知同功名富貴無緣。因此，他把全部的天才和精力用在創(chuàng)作新詞上，在青樓的女人堆里尋找慰藉。就這樣，柳永的一生在秦樓楚館中度過，與妓女們朝夕相處，相濡以沫。葉夢得《避暑錄話》說：“柳永為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詞，始行于世。”這就是說，柳永的詞完全是給青樓的女人寫的。也正是如此，柳永才成為風(fēng)靡天下的詞壇大家。當(dāng)然，像白居易、杜牧和柳永這樣常逛青樓、泡妓院的文壇大家在歷史上可謂是比比皆是，數(shù)不勝數(shù)。他們的成名成家大都與青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那么，唐宋時期的文壇大家為何大都是青樓名妓的常客呢？這主要由于歷史上青樓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

說起來，青樓業(yè)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最為悠久的產(chǎn)業(yè)，盡管名聲歷來飽受微詞，但是業(yè)績無疑是輝煌的，不僅創(chuàng)造出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而且成為歷朝歷代的城市窗口，當(dāng)然，在解決封建王朝的財政稅收經(jīng)濟問題更是功不可沒。當(dāng)時無論是繁華的都市，還是偏僻的小城，青樓都是最為人群最為聚集的地方，當(dāng)時的各種資訊消息，都是通過青樓妓院進行傳播的;各種文藝詩詞歌賦，也是通過妓女們的吟唱而傳誦的。

可以說，那時候，無論詩人也好，詞人也罷，都是青樓的常客。如果不會逛青樓，不會招得妓女們的垂青，就成不了名人，當(dāng)不了大家。如果要找到一個絕色名妓作為紅顏知己，那更是可以一夜成名天下知了。可以說，青樓文化是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的一個極為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中，詩經(jīng)中有大約13首詩詞出自青樓;司馬遷《史記》中描寫青樓的就有21處;唐朝宋代是詩詞的百花園，各種風(fēng)格、各種流派爭艷斗奇：富貴的似牡丹，清新的似水仙，冷艷的似寒梅，嬌媚的似夏蓮……青樓妓女的詩歌，如同深谷中的幽蘭，同樣賞心悅目，沁人心脾;

在唐宋時期，詩人每有新詩，詞人每有新詞，無不希望歌妓們歌唱傳誦，讓它更快地流傳。唐詩宋詞中的名篇佳作，經(jīng)歌妓們的傳唱，流向大江南北、長城內(nèi)外……由于唐詩宋詞與歌妓們結(jié)合得更為緊密，而反過來又促進詩詞走向社會，走向大眾。另外，在唐宋時期，面對著色藝俱佳的青樓美女，不像南朝名士的輕薄與色情，唐宋文人更多地表現(xiàn)為風(fēng)流與追求，她們的交往才有了真誠和愛情。青樓妓女作為審美對象，開始成為名士的感情寄托，甚至成為名士竭力追求的愛情之源。

這一切，讓青樓佳人的審美屬性不再僅僅停留在形體上，而且上升為精神與形體統(tǒng)一的高度，真正完成了外在與內(nèi)在、肉體與精神的統(tǒng)一。這就為名士與名妓之間的精神交流—以詩賦酬唱奠定了基礎(chǔ)。而對于色藝俱佳的名妓來說，她們能與名士詩賦酬唱，獲得了顯示自己聰明才智的機會，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品位與自我價值。從此，中國文學(xué)產(chǎn)生了無數(shù)表現(xiàn)名士與名妓之間感情交流的詩文，如白居易和樊素小蠻，元稹和薛濤等等。唐朝大詩人中與青樓妓女交往最為密切的，莫過于李白、白居易、元稹、杜牧、溫庭筠;在宋代大詞人中，當(dāng)然也莫過于柳永、蘇軾、歐陽修、秦觀了。

唐朝青樓妓女中，詩歌寫得最多最好的無疑是薛濤。相傳她的元稹有過戀情，一次兩人因事失和，薛濤作《十離詩》送與元稹，二人得以復(fù)和。她的《十離詩》借物詠懷，反復(fù)表現(xiàn)哀怨和戀主的感情，構(gòu)思新巧，情辭俱達，確實是“非女才人不能”其他作品如：《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送友人》，《贈遠》，《送盧員外》……有的筆力雄健，有的用事貼切，有的托意深遠顯示出深厚功力。她的詠物寫景詩構(gòu)思新穎，語淺情深，極度富詩情畫意。千百年來，人們對她的詩作出了很高的評價。薛濤不僅是一名色藝超群的歌妓，而且在軍營中稱她為“校書郎”。因此，唐朝詩人王建贈薛濤詩曰：“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lǐng)春風(fēng)總不如。”唐代除薛濤外還有許多女才人，如關(guān)盼盼，徐月英，楊苧羅和無數(shù)不知名的青樓妓女，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與文人們一起共同繁榮了唐代詩壇。

宋代的妓女中的才女也是舉不勝舉的，最有名的是南宋臺州營妓嚴(yán)蕊。在一次七夕宴上，有豪士謝士卿，命她即席成詞，并且規(guī)定以己姓為韻。酒方行，嚴(yán)蕊便吟出《鵲橋仙》：“碧桐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才隔夜。”此舉讓那些士大夫極為欽佩。

唐宋時期，文人進身大都來自科舉，特別是看重進士。為官的即使做了宰相，若不是進士出身，也是一件遺憾事。進士及第，必攜妓游宴，這幾乎成了不成文的規(guī)矩。新科進士與歌妓邊飲酒邊唱詩，成為令人艷羨的時刻，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間宿，到處常攜酒器行。”李白的《對酒》：“玳瑁筵中懷里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李商隱的《碧城三首》之二：“紫鳳放嬌銜楚佩，赤鱗狂舞撥湘弦。”都是寫青樓之樂。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游，戲贈五十韻》將青樓的環(huán)境、妓女的服飾、妓女的歌舞和宴會場面、嫖客和妓女的親昵做愛等，繪聲繪色地描寫得淋漓盡致。至于享譽千年的《琵琶行》更是借歌妓之杯盞，澆心中之塊壘，將娼妓文化與詩歌創(chuàng)作推向藝術(shù)的巔峰。

宋代是詞發(fā)展的巔峰時期。宋初的社會安定和城市繁榮、南宋的茍且偷安，都為一些士大夫提供了享樂生活的條件。這一時期，宋詩受了道學(xué)的影響，“言理而不言情”，結(jié)果使抒發(fā)愛情和描寫色情成了詞的專業(yè)。這一方面是繼承了唐和五代詞的遺風(fēng);另一方面，士大夫階級認(rèn)為詩歌和散文是正統(tǒng)文體，是陽春白雪，而詞則是非正統(tǒng)文體，屬下里巴人，近于民間文學(xué)。再者，詞的體裁較活，更便于文人雅士們吟風(fēng)弄月，便于妓女和情人低吟淺唱。這樣，兩宋的大詞人幾乎無人不與歌妓舞女有密切的關(guān)系。宋詞也因此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

宋代的著名詞人晏幾道、秦觀、歐陽修、蘇軾、周邦彥、姜夔等都與青樓歌妓過從甚密，并且寫下了許多反映青樓妓女生活、歌唱兩情相悅的佳篇名句。如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fēng)雨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shù)。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姜白石的“自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小紅是范石湖送給姜夔的妾。白石每作新詞，即自吹簫，小紅隨即歌而和之。其樂融融，令人艷羨。

在這眾多的詞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個柳永了。柳永少年時在京城過的是散漫自由的生活。年輕時科舉屢試不第，直到晚年才中進士，以后做過一些小官。在北宋詞人中，他是官位最小的一個，但他卻把畢生的精力用在了詞的創(chuàng)作上。可以說，柳永是第一個專業(yè)詞人。

柳永的一生窮困潦倒，雖然和妓女的悲慘生活有不同內(nèi)容，但是，由于長期生活在一起，又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共同遭遇，所以柳永對妓女較理解，在詞中表現(xiàn)出對她們的深切同情，反映了她們的思想感情和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如《迷仙引》中，他描寫她們“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云暮雨”的痛切呼聲。相傳柳永死后，還是由“群妓合金葬之”。并且此后，每逢清明京師各地千百名妓，成群結(jié)隊云聚其墓前祭奠，去祭奠這位詞人，人謂“吊柳會”。在明代馮夢龍的《三言》中，就有一篇描述這一情景的，題為《眾名妓春風(fēng)吊柳七》。后來有人在柳永墓前題詩，詩云：“樂游原上妓如云，盡上風(fēng)流柳七墳。可笑紛紛縉紳輩，憐才不及眾紅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