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日前拜讀了蔣星煜先生在《新民晚報》上所撰的《劉備聯孫拒曹有始無終》一文，頗受啟發。但又感到關羽失荊州不僅僅是孫劉聯盟有始無終的問題，蜀失荊州之事頗為復雜，內中既有關羽本人的問題，又有諸多隱情曲折鮮為人知的史實。今余不揣淺陋，茲據《三國志》《資治通鑒》等史籍鉤沉索隱，一者公諸同好，二者就正于蔣先生。

關羽首戰于禁告捷，使荊州軍處于主動地位。在此情況下，關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誤認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甕中之鱉，“有必破之勢”，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殲滅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過漢水，“遣別將圍魏將呂常于襄陽”，并派遣游軍進至許都附近的郟下。使本來兵力就不雄厚的荊州軍更加分散，結果是樊城也攻不克，襄陽也打不下，導致軍卒疲憊，士氣低落。

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天霖雨十余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曹)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關羽在這樣有利條件下，都不能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沒有取勝的希望了。且魏將徐晃率援兵已到達樊城附近。《資治通鑒》載：“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曹)仁，消息數通。”這就更加堅定了守城魏軍的信心，也使雙方的力量發生了有利于曹軍而不利于關羽軍的變化，因而關羽繼續圍攻襄樊已失去意義。況且，曹操已將孫權偷襲荊州的計劃透露給關羽。如果此時，關羽能迅速返師回救江陵，則荊州可保，羽軍可全。可惜，關羽不能判斷戰場形勢的變化，“猶豫不能去”，致使荊州軍不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誤了回救南郡的時機。

關羽所犯的致命錯誤，是其得知荊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顧一切，冀圖奪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羽軍戰敗而丟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將投降所致，吳軍兵不血刃而得二城，未損一兵一卒，士氣正旺。更為愚蠢的是，關羽在退還江陵的途中，還“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責問其違背同盟。呂蒙乘機展開攻心戰術，“厚遇其使，”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者回營后，羽部下“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于平時，”遂使“關羽吏士無斗心。”

《江表傳》稱：“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關羽對發生于春秋時期的戰例幾乎是一無所知。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北會諸侯于黃池，”越王勾踐乘虛派兵攻入吳都，“虜吳太子友，……吳人告敗于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于幕下。”夫差誅殺信使滅口，所為何來？很顯然，為的是怕走漏消息，動搖軍心。關羽如果稍有頭腦，封鎖消息都來不及，何至于派遣使節至呂蒙處。關羽所率的數萬大軍在返師途中并未被呂蒙攻擊，而是邊走邊潰散，等到走麥城時，“兵皆解散，尚十余騎。”這是何等拙劣的軍事指揮，可見朱大渭先生評價關羽是“千古名將獨一人”的論斷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關羽鎮守荊州期間，同東吳關系不斷惡化，最終反目成仇，那么他與部屬的關系又如何呢？關羽北攻襄樊，留守江陵與公安的是糜芳和傅士仁。然而，關羽同這二員承擔守御大本營重任將領的關系極為糟糕，并由此釀成糜芳、傅士仁叛變投敵，拱手獻城于呂蒙的慘禍。《關羽傳》載：“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于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可見，由于糜、傅二人的叛變，呂蒙幾乎是兵不血刃地奪取了南郡。

其實，關羽北攻襄樊前，并不敢掉以輕心，他對荊州的守御還是作了精心安排。首先，“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呂)蒙圖其后故也。”其次，關羽在江陵、公安的沿江地帶修筑了許多“屯候”，一旦發現敵情，即可舉火，施放狼煙。第三，關羽在鎮守荊州期間，為防范吳軍的進攻，大筑江陵、公安二城，將其建成內外套城，形成堅固的兩道防線。而且江陵距樊城只有350里，當時輕騎一晝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即可趕回。所以，盡管呂蒙巧施計謀，“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但胡三省在《資治通鑒》中作注曰：“屯候雖被收縛，使糜(芳)傅(士仁)無叛心，羽猶可得聞知也。”可見，只要糜芳、傅士仁堅守城池，不投敵叛變，關羽迅速返師，與江陵、公安的守軍前后夾擊吳軍，關羽與呂蒙孰勝孰負尚難逆料也。

那么，糜芳、傅士仁為何在關鍵時刻倒戈呢？除了呂蒙大軍出其不意，兵臨城下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與羽有隙”、“素皆嫌羽輕己”。關羽既然瞧不起糜、傅二人，就不該把如此重要的后方基地托付給平素就被他輕視的兩位將領。雖然糜、傅二人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糜芳是劉備的妻兄，傅士仁是劉備的同鄉)，但作為全軍主帥就應該有較為寬廣的胸懷，要有容人的氣度。劉邦滅楚，靠蕭何主持關中，劉秀成功，靠寇恂主持河內，曹操統一北方，靠棗祗主持許縣屯田。只有關羽的后方基地是建立在火山口上。劉邦在成皋、廣武與項羽對峙其間，“數使使勞苦丞相”。為的是籠絡蕭何，以免他心懷反側。關羽與曹仁在樊城相峙之時，令“芳、仁供給軍資，”芳、仁沒有及時將“軍資”運往前線，關羽就大發雷霆，宣稱“還當治之。”這種做法不啻是使早與關羽“有隙”的糜、傅二人更加“懷懼不安”，一旦形勢發生變化，豈能阻止他們臨陣倒戈。前引《關羽傳》云：“于是(孫)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這段史料中還有一個幽隱未顯的問題，即孫權除了“陰誘”糜芳、傅士仁之外，還有沒有“陰誘”荊州的其他重要人物？盡管史料中沒有具體說明，但與關羽素來不睦的潘浚值得關注。

潘浚是荊州武陵人，他先在劉表那里任江夏郡的從事，此后又在劉備手下為治中。“備入蜀，留典州事，”公安是荊州的治所，既然“留典州事，”那潘浚必然留守在公安。傅士仁于公安叛降，如此大事，必有同黨參與，一起策劃。同黨為誰？最大的可能就是潘浚，因為潘浚身為荊州治中從事，職責甚重，沒有他點頭贊同，傅士仁是不敢輕率“迎權”的。對此《三國志集解·潘浚傳》引用王懋竑之語：“按潘浚為昭烈(劉備)治中，又典留州事。責任蓋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浚豈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故浚當與糜芳、士仁同，(楊)戲之譏貶自不為過？”所謂“楊戲之譏貶”是指楊戲所撰《季漢輔臣贊》之語：“潘浚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從中可知，潘浚“亦與關羽不穆”，表示其在與關羽的關系上和糜芳、傅士仁是一致的。

孫權既然知道糜芳、傅士仁與關羽“有隙”而“陰誘”之，那么身處荊州治中之位，“典留州事”的潘浚和關羽“不穆”，孫權又怎么會放過這個機會不去“陰誘”呢？且糜芳、傅士仁作為迎降首功，后在吳國雖得錄用，但不過為人部屬，反不如潘浚，其一“迎降”，孫權即“拜浚輔軍中郎將，授以兵，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若非潘浚“迎降”之功大于糜、傅，潘浚官運豈能如此亨通。關羽不僅與部屬不睦，與蜀中其他將吏的關系亦十分緊張。例如“劉封者，本羅侯冠氏之子，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關羽既然與劉備“寢則同床，恩若兄弟”，那他同劉備的養子劉封就有了叔侄關系。然而就是這位與關羽有叔侄之親的劉封，在“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劉)封、(孟)達，令發兵自助”的關鍵時刻，離襄樊前線只有咫尺之遙的副軍將軍、上庸太守劉封居然裝聾作啞，抗拒羽命。“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可見，關羽與劉封、孟達等人關系異常緊張，導致封、達擁兵上庸，任憑關羽“連呼”而不理不睬，作壁上觀。總之，關羽在鎮守荊州，攻打襄樊時，屢屢失誤，且性格“剛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故陳壽說他“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關羽發動襄樊戰役，雖然水淹七軍，威震華夏，但最終卻導致荊州失守，自身也為孫權所殺。這其中有很多隱情至今令人費解。襄樊戰役前后，吳、魏使者往來不絕，密謀夾擊關羽，可謂緊鑼密鼓，配合默契，而劉備、諸葛亮對此卻一無所聞，對關羽未作任何具體的軍事、后勤與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當曹操親統大軍屯駐摩陂，并不斷調遣于禁、龐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規模巨大的軍事行動，蜀漢政權居然作壁上觀，絲毫沒有采取任何對策，最后當關羽敗走麥城，面臨全軍覆沒之際，蜀中援軍還是遲遲不至。這就引起了后人的紛紛揣測。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于《訄書·正葛》中提出了“(蜀)假手于吳人，以隕關羽之命”的觀點。章氏之觀點雖是假設，但卻不無道理。比如前輩史學家田余慶先生亦持近似觀點。他在《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說：“《三國志》留下為賢者諱的史筆有不少，其著者如關羽敗死問題。

《關羽傳》羽敗死，荊州棄守，讀史者總不免有懷疑。思欲究其所以，論其責任。委罪于劉封并不足以釋此疑惑。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劉、葛，特別是劉。……章太炎始脫去忸怩之態，直謂蜀假吳人之手殺此易世所不能御之關羽，且斷其責不在他人而在劉備。章氏之論確否，姑不置論，他無所顧忌的學術態度，是當今治史者所應具備的。”我以為田先生所論甚是，荊州之失，關羽敗亡，劉備當負主要之責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亦不排除劉備假吳人之手剪除關羽的可能性。關羽作為劉備手下的第一號將領，驕橫跋扈、目空一切，不要說蜀中一般的將吏不放在眼里，即便對主公劉備亦時有怨懣之辭。《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劉備在許昌之時，被曹操軟禁，猶在虎口之中，稍有不慎，即可遭致殺身之禍，備投鼠忌器，豈敢輕舉妄動。關羽不明事理，居然發怒，責備劉備為何當時不誅鋤曹操，豈非無理取鬧！

建安十九年，劉備攻益州，西涼馬超來投，馬超是東漢末年頗具聲望的虎將，劉備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為平西將軍，位同關羽，遠在荊州的關羽聞之極為不滿，當即寫信給諸葛亮，“問超人才誰可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當與益德并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由于諸葛亮的協調，關羽對于劉備重用馬超的不滿才得以緩解。建安二十四年，劉備自稱漢中王，欲重用黃忠為后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羽)、馬(超)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飛)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費詩傳》曰：劉備“遣(費)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后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關羽斥罵黃忠為“老兵”(魏晉時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為對人侮辱的稱呼，如劉巴以張飛為武人而罵之為“兵子”;彭羕罵劉備為“老革”)，這是憤怒之極的表現，是誰將自己與這個“老兵”同列，當然是劉備，因而關羽的憤怒不是指向黃忠，而是指向劉備。

由此可知，關羽對劉備有諸多不滿。對此，劉備當然不可能無所察覺，但是，關羽手握重兵，鎮守荊州，不但易代之后將難于控制，即劉備健在之時也感到沒有把握。怎么辦？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必將提上劉備思考的日程。如前所述，劉備任糜芳為南郡太守鎮守江陵，傅士仁為將軍屯駐公安，除了這兩座城池是軍事要地之外，是否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我懷疑是有的。糜芳字子芳，東海人，劉備之妻糜夫人之兄。傅士仁字君義，廣陽人，為將軍，亦為劉備所器重。劉備極有可能是用糜芳、傅士仁二人來做關羽的監軍。特別是糜竺、糜芳兄弟，與劉備的關系非同一般。劉備任徐州牧時，即得到糜竺、糜芳的支持。當劉備為呂布所敗處于困窘之際，糜竺資以“金銀貨幣以助軍資”，劉備“賴此復振”。糜竺又“進妹于先主為夫人，……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待劉備取得益州，即拜糜竺為安漢將軍，地位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上。可見，糜竺與劉備的關系極為密切，糜芳自然也不例外。所以劉備以糜芳為南郡太守絕非偶然，很可能是以自己的這位妻兄來監視關羽。關羽當然知道劉備的“用意”，故對依恃裙帶、同鄉關系而得志的糜、傅二人從不假以詞色，不僅輕視、鄙視他們，甚至表示“還當治之”。

關羽水淹七軍后，“陸渾民孫狼等作亂，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面對如此的形勢，劉備自然是興奮的，然興奮之余，不知其是否還有一絲隱憂，即平日已十分跋扈的關羽很可能會更加居功自傲，屆時將有尾大之慮。此時劉備年已近耳順，其子劉禪懦弱，故在養子劉封丟失東三郡之后，“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后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劉備欣然同意，遂“賜封死，使自裁”。

既然劉備能不顧父子之情，毫不猶豫地處死劉封，劉備又怎么會考慮其同關羽所謂的“兄弟”關系呢？何況關羽要比劉封“剛猛”得多，易世之后，劉阿斗根本“制御”不了他。陳壽在《先主傳》中評曰：“先主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高祖乃劉邦也，為鞏固西漢王朝，劉邦生前就翦除了韓信、彭越、英布等異姓王。劉備既有“高祖之風”，就有可能會效仿祖宗“故事”，在關羽丟失荊州，全軍覆沒之后，干脆“假手于吳人，以隕關羽之命”。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把古代的君臣關系太理想化，以為真的有什么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由于《蜀書》記載過于簡略，筆者找不到確切的史料證明以上揣測，但仍可從《蜀書》的有關記載中尋覓出蛛絲馬跡。例如，厐統死后，“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法正死時，“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張飛被剌身亡，劉備驚曰：“噫，飛死矣。”照理來說，關羽為國捐軀，且身首分離，死得極其壯烈，劉備應該更為悲戚，但查遍《三國志》及裴注，卻找不到劉備流涕的記載，是陳壽漏記了嗎？不可能，如此大事，有良史之稱的陳壽又豈能不錄。另外，關羽死后，劉備并未予以其謚號，至后主劉禪時，才“追謚羽曰壯繆侯”。但劉備是否對所有的臣僚都不給謚號呢？亦非如此，法正死后，劉備即“賜曰翼侯”。劉備為何要厚法正而薄關羽呢？由于史料闕失，其中奧秘恐怕永遠也無法解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