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革妓院 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銷售”

官辦妓院的妓女來自內外兩條“供貨渠道”：對外戰爭不斷，俘虜的家屬殺男不殺女，留下來就是為了給妓院補缺;對內處死犯人后他們的妻女也是該殺不殺，搞“刀下留人”的目的就是“開發利用”，用她們去擴充公家賣淫隊伍。

妓院是個非常古老的行業。這第一個妓院的“總設計師”頭銜，落到了春秋戰國時代著名的宰相管仲頭上。他挖空心思搞起了“國有色情企業”，利用妓女賺錢為國家創收。就因為這位名相這一大發明，后人嘲笑他的班子是吃“軟飯”的。在當時內憂外患的情況下。

官辦妓院的妓女來自內外兩條“供貨渠道”：對外戰爭不斷，俘虜的家屬殺男不殺女，留下來就是為了給妓院補缺;對內處死犯人后他們的妻女也是該殺不殺，搞“刀下留人”的目的就是“開發利用”，用她們去擴充公家賣淫隊伍。

同樣的“色情丑聞”在中國歷史上并非獨一無二。多少年以后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在這方面有了“新舉措”，他開創了酒館和妓館“合營”的新途徑，把妓女和酒捆在一起“銷售”，讓妓女既賣酒又賣身，把國家對酒的專賣業搞得“有聲有色”。

進入明清兩代以后，各種與此有關的史料記載又多又詳實，北京作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同樣也是中國色情業的中心，給一些人的“方便”創造了條件。這些為達官顯貴和文人雅士打造的“風流場所”多分布在內城，官宅和妓院的數量總是成正比的，達官貴人多，要求“方便”的就多，使得妓院和妓女數量猛增。皇帝可以“閱盡人間春色”，官員爭相納妾還嫌“編制”不夠，于是就忙完“家里”忙“家外”，真可謂是上行下效，“跟朝廷保持一致”了。

那時的妓女往往是扶著欄桿賣唱招徠生意，“勾欄”這個詞兒就成了妓院的別稱，它形象地展示了一幅活生生的“妓女敬業圖”。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勾欄”事業進一步規模化和商業化，主要集中在前門外大街的商業繁華區，就像今天的酒吧一條街那樣，妓院也開始扎堆，這一帶是戲園子、茶館、酒樓的集中地，吃喝玩嫖互相滲透，形成了“服務一條龍”。20世紀30年代末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當時的北京光“八大胡同”注冊登記的妓院就達100多家，有名有姓的“專業妓女”就有700多人，而“送貨上門”的“野雞”和“暗娼”還不在統計數字以內。當時的色情業已經成了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婦女走投無路了就在這里“自投羅網”，為了活命只好拿自己的身子去換飯吃。

老北京的妓女根據地方特點也有“流派”之分，她們中分成了“南班”與“北班”兩種。一般來說“南班”的妓女檔次較高，“色藝雙全”，我們所熟悉的賽金花、小鳳仙就是“南班”的佼佼者。不少高級妓女是達官貴人的“編外姨太太”，同樣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因為靠近權力的“近水樓臺”，也常利用“枕邊風”辦很多事情，包括買官賣官之類的風險事情，她們也敢充當“中間人”，并收取“好處費”。

這一等妓院還有個好聽的名字叫“清吟小班”。顧名思義，“清吟”就是飲茶、下棋、說戲，給皮肉生意披上了一層美麗的文化外衣。出入“清吟小班”的嫖客多為有權勢的人，當然也有些是舞文弄墨的知識分子，妓女題材的小說和戲劇曾經興盛一時，也是作者在這里“體驗生活”的結果。那時的妓院從名字上就可以分出個高下來，一、二等妓院名字聽起來也雅，叫“院”叫“館”或者叫“閣”，這里的妓女出手非常闊綽，有的呼奴喚婢，有的揮金如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官者當然就富了。三、四等妓院的字號也寒磣，叫“室”叫“班”叫“樓”叫“店”，也叫“下處”，這里的妓女多是受窮受氣的主兒。

社會上對婦女最惡毒的咒罵莫過于“婊子”了，奇怪的是許多歷史戲卻爭相歌頌“婊子”。杜十娘、柳如是、賽金花、小鳳仙等美女都曾經是“婊子”，這些有品位有氣節的婦女一個個都是“出污泥而不染”，似乎妓院不是“污泥溏”而是“大課堂”了，它為我們培養出許多“巾幗英雄”，成為民族的驕傲和學習的榜樣。

實際情況并不是這些文人所寫的那樣，“高級妓女”不能代表妓女。實際上，妓院老板把妓院當成了“聚寶盆”，妓女的眼淚變成了他們財富的源泉。他們在這里毀了無數婦女，也腐蝕了許多有為的男人，還為社會添了可怕的梅毒和花柳病，妓館和煙館“雙‘館’齊下”，把當時的社會搞得烏煙瘴氣。這妓院本身就是一座垃圾場，許多妓女在這里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待青春過后人老色衰，就被趕出院門，開始了更悲慘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