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宋以后儒家理學的大師，他建立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對后世影響深遠，所著的《四書集注》被明清兩代定為士子必讀教科書。學識淵博的朱熹，其實同時還是一位反腐斗士。

朱熹強調做官要公。他說：“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字，若公時做得來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個沒下梢。”朱熹一生從政九年，職位不高，但始終受百姓愛戴。因為他懲貪官、正官風、舉荒政、薄賦斂、紓民困、育人才，始終為老百姓的利益著想，曾六次彈劾臺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親家，唐的弟妻是王的胞妹，朱熹1181年的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之職還是王淮推薦的。

1182年7月，朱熹作為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去臺州視察災情，接到了不少有關唐仲友的舉報信。

深受“文死諫，武死戰”影響的朱熹，立即著手展開了調查，沒幾天就查明唐仲友在臺州任知府八條違法亂紀行為：一是違法收稅，騷擾百姓。二是貪污官錢，偷盜公物。三是貪贓枉法，敲詐勒索。四是培養爪牙，為非作歹。五是縱容親屬，敗壞政事。六是仗勢經商，欺行霸市。七是蓄養亡命，偽造紙幣。八是嫖宿娼妓，通同受賄。

朱熹從殘民、貪污、結黨、淫惡等方面列出了唐仲友的24條罪狀，對唐仲友進行彈劾。同時，朱熹從唐仲友嫖宿娼妓的罪狀入手，展開了取證工作。

當時，江南名妓魁首嚴蕊色藝雙全，深受唐仲友的賞識，唐仲友每次請客時都指名讓她作陪。兩人關系甚好，很是曖昧，但無人證明他們是否雙宿雙飛過。按照當時法律，官員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如果查實唐仲友與嚴蕊有“私侍枕席”之嫌，就可以定唐仲友的罪了。

但嫖宿娼妓，也講究的是“捉賊拿贓，捉奸拿雙”，而唐仲友身為知府，官不小，朱熹是沒有辦法輕易把唐仲友堵在死胡同里“拿雙”的，于是，便只好先把嚴蕊拿下，想從她身上突破。

也許當時在朱熹的眼里，嚴蕊一風塵女子應是好拿捏的柿子，但萬萬沒料到的是，嚴蕊骨頭硬，嘴巴嚴，是一只比柿子堅硬千萬倍的石頭。

不管怎么逼問，嚴蕊都只是回答：“循分供唱，吟詩侑酒是有的，并無一毫他事。”唱唱歌，喝喝酒，有何私情可言。朱熹也許是急了，竟“再痛杖之，仍系于獄。兩月間，(嚴蕊)一再受杖，委頓幾死”。柏楊先生在《君子與小人》一文里也曾描繪到這段場景。

至此，朱熹也把自己逼進了死胡同。官與官斗，其間攙雜一個綽約多姿的妓女，不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都難，老百姓開始把“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想象成一個爭風吃醋的第三者，后來嚴蕊的一首《卜算子》：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差點還把朱熹推進了偽道學的境地。而且，這個緋聞版本影響大，后來的小說家還把它作為素材寫進了作品里。

或許，此次反腐，朱熹真的是找錯了突破口，試想，作風問題在科技如此發達的當今社會，數碼相機、針孔攝像頭、錄音筆等高科技產品應有盡有，都仍棘手和難以取證，在南宋是多么的難。

此時，知道朱熹沒撤的唐仲友，更是不把朱熹放在眼里，見朱熹特意坐鎮臺州與自己作對，也開始了反擊，指使一批人闖進司理院，毆打朱熹的手下。朱熹怒不可遏，強烈要求朝廷對唐進行嚴厲查處。孝宗只好免去唐仲友的江西提刑職務，唐仲友按提前退休論處，告“老”還鄉。

為緩解朱熹、唐仲友之間的矛盾，還提名朱熹到江西任提刑。朱熹接到任職通知后，左思右想，深感不安：如果上任，豈不是讓人以為自己六次彈劾唐仲友為的是謀其位竊其權？最后，朱熹向朝廷遞交了《辭免江西提刑奏狀》，帶著家眷回武夷山去了。為了紀念朱熹，武夷山脈方圓數千平方公里的許多山水被命名為朱山、朱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