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歷史常識的朋友都知道，古代男女的性伴侶數(shù)量之所以懸殊大，是因為當時的婚姻方式，設置了一個蘿卜一個大坑外加數(shù)個小坑（一妻與眾妾共事一夫）的模式，男人的性伴侶數(shù)量遠超女人，遂成為一種從理論到實際上的必然。

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視一個客觀事實，那就是，理論上的東西總會存在折扣，實際顯示的數(shù)據(jù)也未必沒有水分。譬如在今天的一夫一妻婚姻中，哪個丈夫敢拍胸脯說自己沒有除妻子之外的性伴侶？而相對處于弱勢的妻子一方，紅杏出墻的幾率未必就少于丈夫。

同樣的道理放在古代也是成立的，起碼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殊人群里，女人的性伴侶數(shù)量高于男人，這不是沒有可能。就說古代青樓里的妓女吧，她們一生中的性伴侶數(shù)量，就顯然會讓男人產(chǎn)生“高山仰止”之嘆；南北朝時期的那個山陰公主，一次曾將三十多個年青少年收入囊中；你讓北魏著名的胡太后跟她老公宣武帝較量誰的性伴侶多，想必也是滑稽的。

也就是說，無論在古代還是今天，男女之間各自的性伴侶數(shù)量，從來就沒有對上號過，也無法斷定誰多誰少，如果再算上同性戀啥的，就更是一筆糊涂賬了。可為什么歷史常識總喋喋不休地告訴我們，古代女人小日子不好過，男權社會如何對女人不公平，男人把女人當商品和生育機器，男人的性伴侶在絕對數(shù)上遠超女人，等等。這是為什么呢？下面的幾個原因，或許能為我們找到答案。

人口比例失調(diào)時，性伴侶數(shù)量也會失調(diào)。

這是一個常態(tài)化的社會命題，研究者甚多，比如今天的剩男剩女問題，婚外性問題，年輕人早戀問題，等等，大致都是男女比例失調(diào)造成的，固然不排除社會的開放程度、傳統(tǒng)文化倫理禁錮力量的趨弱等因素，但前者的巨大沖擊致使紅塵男女產(chǎn)生亟待釋放的焦慮感，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

古代戰(zhàn)亂時期，男少女多的現(xiàn)象常常出現(xiàn)，男人成為寶貝疙瘩，即便沒有一個蘿卜多個坑的操蛋婚姻制度，不采取強勢掠奪的霸王手段，性伴侶數(shù)量也會高于女人，這似乎是常識。

相反，由于戰(zhàn)亂不休，貴族女性淪為戰(zhàn)俘者并不罕見，中低階層家庭不堪統(tǒng)治者的盤剝而紛紛破產(chǎn)，婦孺得不到起碼的社會安全保障，淪為女奴、賤妾、娼妓者不計其數(shù)，這些女人在被動情況下無奈接受的性伴侶，恐怕也不會少于男人。

舉兩個例子說明。西漢末年，混入農(nóng)民起義軍的劉玄，剛進入長安稱帝，就把王莽的一百二十名侍妾和眾多宮女全部據(jù)為己有。三年后，劉玄垮臺，他的女人們又被劉秀重新分配給了赤眉軍將士。春秋時候的夏姬，史料記載的性伴侶不下十個，有沒有被史料遺漏的呢？說不準。

大家不妨簡略做個猜想，夏姬也好，劉玄、王莽也罷，看似性伴侶很多，但誰能說他（她）們的性伴侶在戰(zhàn)亂狀態(tài)下出現(xiàn)的次生性伴侶會少于他（她）們？亂世中的男人和女人，命運是一樣的，一如浮萍，今天是頤指氣使的王侯貴婦，明兒個說不定就成了砧板上的魚肉。撇開主觀上的擁有和客觀上的被擁有不談，單從性伴侶的絕對數(shù)來說，男人女人難分高下，所謂的常識亦失調(diào)了。

男女比例相對均衡時，性伴侶數(shù)量會模糊化。

古代社會一旦進入正常發(fā)展軌道，政治強勢、經(jīng)濟繁榮、文化昌明，綱常的力量就會得到增強，這種現(xiàn)象，大家可以從儒學的兩次復興過程中找到答案。男人在社會綱常的支持下，性伴侶數(shù)量高于女人的證據(jù)很多，如社會中堅力量的自豪感、家庭頂梁柱的榮耀感導致下的強烈占有欲，等等，都決定了他們必須對性資源進行“合理”分配，他們必須“拿大頭”。

但是，女人是好欺負的嗎？漢唐北宋都曾出現(xiàn)過相對和平發(fā)展的強盛時期，這三個朝代的女人可不是一般的牛。漢代前期，女權足以抗衡男權，唐代武周至玄宗即位前的數(shù)十年間，女強人還少嗎？宋代著名的河東獅子吼，市井女性的跋扈與張揚，史書上都是有記載的。

毋庸置疑的是，和平時期的男人存在性伴侶數(shù)量的夸大，以顯示自己占有絕對的領袖地位。譬如唐宋男人喜歡逛窯子，恐怕在心理上不僅僅是泄欲吧，也有增大性伴侶數(shù)量的動因。

相反，女人在害羞心理和綱常的支配下，對性伴侶數(shù)量加以隱瞞，也不是沒有可能。首先，她們有較多的機會參與社會活動；其次，文化的昌明，唐詩宋詞的流播，也對女性性心理產(chǎn)生足夠大的誘因；第三，男女比例均衡下的男人，不再是寶貝疙瘩了，女人的選擇面更廣更寬。

女人征服男人的惟一地點是在床上，古今同理。兩性角力的歷史，其實比我們想象中要從容得多，再牛逼的男人，到了女人的床上也會心肝寶貝的亂叫，再柔弱的女人，到了床上也會過一把女王的癮。

均衡的比例，心理的差異，不變的床上狀態(tài)，使得男女性伴侶數(shù)量發(fā)生模糊，大概就有了從理論到證據(jù)上的支撐了。這跟暴力的制度、冷暴力的家族宗法無關。

娼妓業(yè)擾亂了性伴侶數(shù)量的數(shù)據(jù)研究。

所謂性伴侶，定義上即是指發(fā)生了性生活的實質，妻妾是男人顯性的性伴侶，這個好統(tǒng)計，但隱性的性伴侶呢？難以統(tǒng)計。

從春秋齊國設置官辦妓院至今，娼妓業(yè)始終在堅挺著，每個妓女的性伴侶個數(shù)比普通女性要高很多很多，男人在逛窯子增加性伴侶數(shù)量的同時，也無意中為妓女們增加了性伴侶數(shù)量，這恐怕是不可一世的男人們所始料未及的。

中國古代之所以出現(xiàn)男人的性伴侶數(shù)量平均值高于女人的常識，可能是歷史記錄者在有意忽略妓女的巨額性伴侶數(shù)量，從而拉低了女性性伴侶的平均值。歷史大多是男人寫的，忽略在所難免，就好比如今的掃黃，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一方面，有意抑制妓女接客數(shù)量，以提高男人性伴侶數(shù)量的絕對值，大概也是不可為外人道的另一個方面。

有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朱元璋對待娼妓業(yè)的前后判若兩人似的政策。大明王朝開國之初，說是為了增加賦稅收入，鼓勵民間資金流入妓院，幾年后，又說傷風化了，嚴令取締妓院。

如何理解朱元璋的出爾反爾呢？另類的解釋是，以劉伯溫為代表的理學信徒們意識到了男人在性伴侶絕對值上的大量流失，并及時反饋給了朱元璋，促使他做出政策的修正。當然，這是我的猜想，亦并非毫無依據(jù)。

早在北宋哲宗時期，就有儒家學者炮轟歐陽修的潔身自好是偽善，為何呢？因為歐陽修沒有納妾，也無逛窯子記錄，性伴侶數(shù)量少得可憐，給男人丟面子了。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何宋代以前人們并不以逛窯子為恥的原因了吧？然明清雖然納妾現(xiàn)象照樣流行，但與妓女勾勾搭搭總被人們私下里作為竊竊私語的談資，秦淮河畔、八大胡同，諸多風流韻事的背后，未必都是佳話。

古代男人一旦有所覺悟，妓女的囂張日子也就到頭了，性伴侶平均值，男人又占了上風，盡管它是模糊不清的，但男人的目的還是達到了，并形成了常識。

西門慶的失憶癥和潘金蓮的淪陷

地球人都知道西門慶老婆多，牌子雜，良家婦女、蕩婦、妓女、寡婦、女傭等性伴侶，他都有；地球人所不知道是，西門慶患了嚴重的失憶癥，忘記了自己在追求性伴侶數(shù)量的同時，他的性伴侶們也在孜孜不倦的追求著性伴侶，失憶癥的后果是慘烈的，西門慶丟了命。

我在《潘金蓮的復仇棋局》一文里說過，潘金蓮只是對婚姻的不滿意而產(chǎn)生春閨寂寞罷了，她對性伴侶的要求，可能并非再婚或再嫁，偷個情足矣。西門慶則不同，他要求絕對占有，而不是與人分享。潘金蓮在身份上的淪陷，源自于西門慶的失憶癥，他錯誤的把性伴侶定義為妻妾了，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跨越了道德人倫之底線，這是潘金蓮復仇行動的動因。

這種情形在今天也時常出現(xiàn)。譬如貪官在追求性伴侶數(shù)量絕對值的時候，包養(yǎng)，成為常識，但絕對占有的代價也是巨大的，需要大量金錢，需要房產(chǎn)來安置，需要防范窩里反等等，傳說中的二奶反腐就是這樣發(fā)酵出的。如果官員去洗浴中心、去歌舞娛樂場所，跟小姐們做個露水夫妻，則是小節(jié)或私德問題了，風險不會像絕對占有那么大。

古代男女性伴侶數(shù)量的懸殊常識，需要得到糾正，因為這些常識直接影響著我們對各個朝代歷史的再認識。

男人讀歷史，犯不著夸耀自己曾在性伴侶數(shù)量上領先了整個世界；妓女讀歷史，也無需自責自己曾拉低了“尊客”的平均值；而良家婦女呢，更不必為一次或多次的紅杏出墻而感覺對不起人。這里面水深了去了，蘿卜與坑的較量，一千年后也不會停止。

男人先守住自己的坑，再去挖坑，女人先守住自己的蘿卜，再去找野蘿卜，別沉迷于性伴侶數(shù)量上的多寡，或者才是社會和諧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