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宋朝士大夫來說，苦讀詩書的目的不僅僅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更重要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當時的讀書人，一旦金榜題名，謀得一官半職，獲得豐厚的待遇后，便紛紛買房產，置豪宅。趙普宅、寇準宅、陳升之宅、蔡京宅、秦檜宅、王繼先宅，均是雕欄玉砌、金碧輝煌、奢華如神仙洞府，成為了宋朝各個時間段的標志性建筑。

在地窖中編著《資治通鑒》

宋神宗時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資在西京洛陽(今河南洛陽市)建了一座別墅，單中堂就建了三層，其亭臺樓閣之多，奇花異草之盛，一時成為洛陽之冠。學者邵雍到王府做客，驚嘆之余，賦詩《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園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萬花香照酒巵紅。”當時，與王拱辰同朝為官的司馬光，也在洛陽居住。不過，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區，氣宇軒昂，而司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敗，僅能遮風避雨。司馬光正在編著《資治通鑒》，夏天酷暑難當，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個地下室，穴居期間，埋頭著作，寒磣而又另類，被人譏為“穴處者”。

宋朝到宋神宗時期，已經經過了百余年的發展，承平日久，侈風漸起。司馬光曾回憶說，數十年前，時任群牧判官的父親司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場上隨便買的，下酒菜僅限于肉醬、干肉、菜羹幾樣，水果僅止于梨、棗、柿之類，酒薄意盡，食少情深，主人沒有壓力和負擔，客人也絕無鄙薄。而如今，則豪華相尚，儉陋相訾，酒若不是宮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瑯滿目，竟然羞于請客。士大夫萬一要請客，往往提前數月準備，廣尋佳釀，遍搜珍禽，準備足夠充分之后，才敢發請柬。倘不如此，會被人家恥笑為小氣，朋友也會漸行漸遠，越來越少，最后門前冷落鞍馬稀。

相對于日益奢侈的世風，“穴處者”司馬光卻一直固守底線，顯得簡樸、節約乃至吝嗇。他性情淡泊，不喜奢華，并深深懂得“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賣掉薄田為妻子料理后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是人之常情。司馬光也并非無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寶髻松松挽就，鉛華淡淡妝成，青煙翠霧罩輕盈，飛絮游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何似無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難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然而，作為潔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馬光卻有自己的分寸，對于那些光怪陸離的所謂“享樂”，他保持著異乎尋常的謹慎，遠遠地觀望一下，寫寫詩詞抒懷一下，也就夠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攬入懷里、吞下肚里。因此，司馬光詩詞里多情，生活中卻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聲色，恪守：“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納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個妻子。他與張氏結發三十余年，始終相敬如賓。因為沒有生育，張氏甚急，背地給他買了一妾，他敬謝不敏。為續后，他收養了族人之子司馬康，作為養子。

《左傳》曰：“侈，惡之大也。”司馬光牢記古訓，堅守底線，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豐厚，賞賜頗多，卻始終惡衣菲食，不留余財。有朋友寫信給他借五十萬錢，說那不過是他賣掉一個婢女的小錢。司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說：“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有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宋代周輝《清波別志》)是啊，相對其他士大夫，五十萬或許是小錢，但相對于司馬光，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無法籌集的巨款啊。后來，張氏去世，司馬光因手頭拮據，只好把自己在洛陽僅有的幾畝薄田賣掉，才讓妻子入土為安。司馬光雖然淡泊簡樸，但淡泊中見真淳，簡樸中露風骨。而且，洛陽十年窮日子，司馬光主編了《資治通鑒》這部近四百萬字的歷史巨著，成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學家，奢靡瀟灑如宋祁、蘇舜欽者，便無法望其項背，不能同日而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