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是從故紙堆里鉆出腦袋來呼喊革命的，先是排滿，接著反袁，最后還不買蔣介石的賬……晚年在蘇州講國學，突然平和了。章念馳說，他晚年目睹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被否定，最終起而捍衛，并為自己早年的反孔感到遺憾。

余杭章太炎先生，雖“厭惡孫中山，對黃興不感興趣”(張鳴語)，卻與孫黃并稱“辛亥三杰”。他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魯迅語)，這里的“小學”，實是文字學。他讀《說文解字》，凡七十余過，“卓然見語言文字之本”。對中國文字音、形、義的認識，當世無出其右。他給三個女兒取的名字，連認真的讀書人都不識，以致差點兒了誤了她們的婚事。他寫的文章，總有生僻到一般詞典不收的漢字。我為此曾向一位長者請益，長者哈哈大笑，說章氏寫好文章，日久自己也讀不出某個字了。

民國的文人，平生多半有傳奇為之作墊。不過，太炎先生的傳奇，非關男女情事，他是以革命的傳奇留在民國史上的。“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讀章念馳所著《我的祖父章太炎》，好幾次，停留在書中所引章門弟子魯迅去世10天前為老師寫下的這段抱不平的文字上，每次都勃然心動，為之神往。

太炎先生左手革命，右手學術，雙手互搏，一生傳奇不斷。

張元濟說太炎先生是“為我國言論力爭自由之第一人”。1903年的蘇報案，讓他站上了平生第一個輝煌的巔峰。當時，他發表的《序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振聾發聵，招來清廷通緝。他因言獲罪，與《革命軍》的作者鄒容一道被清廷監禁于上海西牢，被判“凌遲處死”，適逢慈禧七十大壽，改判“永遠監禁”，但清廷終于敵不過輿論的壓力，判了他3年監禁。出獄當天，他被同盟會代表接去日本，七千多中國留學生在東京為他開了一次歡迎大會。而當時正留學日本的魯迅，很可能參加了這次大會。太炎先生會上的講演，提出“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的觀點，直接催生了魯迅此后關于國民性的思考。而有關太炎先生與魯迅的交往，章念馳用力最巨，兩篇長文，洋洋數萬言，基本厘清了魯迅的性格、思想的形成實源于太炎先生的影響。章念馳認為魯迅最少媚骨的性格“可以說是太炎嫉惡如仇精神在他身上的再現”，“可以找出大量太炎、魯迅兩人酷似一人的文字與句子，連罵人句式也一模一樣，一個罵得詼諧、刻薄，一個罵得幽默、尖刻，文風如一。”而魯迅一生，每提起章太炎，“總嚴肅地稱‘太炎先生’，或呼‘章師’、‘章先生’”。

民國是一個革命的時代，也是中國文人風骨猶存的時代。在袁世凱如愿以償當上民國大總統、宋教仁被暗殺之后，章氏發表宣言，支持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革命失敗，孫中山等流亡海外，他卻不肯走，并給出不走的理由：民國已建立，再流亡的話，乃奇恥大辱。終不顧與湯國梨新婚未久，徑直上北京找袁算賬去了。以大勛章作扇墜的一幕，就發生在這個時候。章太炎的行為，袁世凱拿他沒有辦法，殺，是殺不得的，趕，又趕不走他，只好把他軟禁，卻每月發他五百大洋的高工資(當時警察的工資只四元)，太炎先生于是在牢獄里雇了十來個廚子、仆人(其實都是警察裝扮的)，跟一代梟雄袁世凱大擺老爺譜--世上哪有這樣坐牢的，這不顧生死的名士做派，可謂空前絕后。

太炎先生“對于闊人要發脾氣”，革命的時候，有一股“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勇猛，但講學，周作人說他“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背心，留著一點泥鰍胡須，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里哈喇菩薩”。不過，章太炎講學，也有很見陣勢的時候。章念馳記述1932年2月，太炎先生去北京見張學良，敦促其抗日，其間應弟子吳承仕(檢齋)之邀，給各大學講學，據當時在場的學生王西彥回憶：先生端坐講臺，弟子檢齋、玄同、逷先、幼漁、兼士等，垂手分立左右。章氏操余杭話，口若懸河地講述，錢玄同用國語翻譯，吳承仕板書，一講數小時，聽他演講的這些大教授們，始終畢恭畢敬地站著。

太炎先生是從故紙堆里鉆出腦袋來呼喊革命的，先是排滿，接著反袁，最后還不買蔣介石的賬……我看到書中所附他的幾張照片，年輕時一臉不服從的孤傲表情，晚年在蘇州講國學，突然平和了。章念馳說，他晚年目睹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被否定，最終起而捍衛，并為自己早年的反孔感到遺憾。他與小兒子章奇的合影，最可見出他的回歸：穿著傳統的服裝，袖著手，笑嘻嘻的，儼然一個沒有脾氣的慈父。但熟悉太炎先生的人都知道，骨子里，他一生都是一個令當權者頭疼的反對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