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時節(jié)的江淮一帶，本已有幾分蕭瑟，陶澍此舉，更讓云集揚州的鹽商巨賈們，感受到陣陣寒意?？磥磉@位素以“為人爽直、任事勇敢”著稱的政壇明星，真的要拿備受詬病的兩淮鹽業(yè)“祭旗”了。

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53歲的湖南人陶澍升任兩江總督，統(tǒng)轄清帝國的錢糧賦稅重地江蘇、安徽、江西三省，躋身封疆大吏之列。

上任伊始，他迅速打出“反腐倡廉”的大旗：先是明令取消兩淮鹽政衙門每年呈送總督的大紅包，即所謂“賞需銀”白銀二萬兩;繼而將投案自首后又試圖重操舊業(yè)的揚州府儀征縣私鹽巨魁黃玉林，押赴刑場公開處決。

深秋時節(jié)的江淮一帶，本已有幾分蕭瑟，陶澍此舉，更讓云集揚州的鹽商巨賈們，感受到陣陣寒意?？磥磉@位素以“為人爽直、任事勇敢”(道光皇帝評語)著稱的政壇明星，真的要拿備受詬病的兩淮鹽業(yè)“祭旗”了。

釜底抽薪

出任兩江總督之前，陶澍當了五年江蘇省省長(巡撫)，吏治清明、政績突出不說，對地方實情，尤其是兩淮鹽業(yè)長年積弊，可謂了然于胸。

他以總督身份提交給道光皇帝的第一份鹽務(wù)調(diào)查報告，即直指鹽場出產(chǎn)時“每鹽一斤，不及十文，而轉(zhuǎn)銷各處，竟到數(shù)十倍之價”，一些鹽商為牟厚利又摻入雜物，以次充好，以至于一般百姓為購鹽傾盡血汗錢，貧困之家更數(shù)月不知鹽味。他還說，鹽價高昂造成的另一后果是，官鹽滯銷，私鹽泛濫，政府鹽稅白白流失。

陶澍提出標本兼治的方案，即“必須革去奸商，另招殷實，而殷實之商，又必須明定章程，刪除浮費，使不受總商攤派之累，然后肯來”。換言之，就是對康熙朝以來實行了100多年的政府特許總商包辦鹽務(wù)制度，實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力求打破壟斷，引入競爭。

當時揚州諸總商把持兩淮鹽業(yè)、中飽私囊的情況，到底有多嚴重呢？據(jù)陶澍的調(diào)查，淮鹽行銷六省(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公事繁多，總商額定辦公費用一年高達七十萬兩銀子，而總商以不敷使用為由，竟額外多支出九十萬兩到百余萬兩不等。比如，每逢新的鹽政官員到任，需修整衙署，添置家具，一切花費，不過數(shù)千兩銀子，總商呈報的開銷單，卻多至八九萬兩。又如準備一份呈送官方的公文，紙張工本費不過數(shù)十文錢，居然報銷一千兩。

這些“鹽務(wù)浮費與攤補”，一是從官方府庫征收的鹽稅中挪借，一是向中小鹽商攤派。以至于地方府庫空虛，更拖欠中央政府巨額餉銀，而中小鹽商又不愿按章納稅，反熱衷走私夾帶，造成惡性循環(huán)。

本來，兩淮鹽業(yè)常年準售鹽引近170萬道，每引鹽規(guī)定為364斤，一共超過6萬萬斤，年入鹽稅四百多萬兩。加入地方政府其他收入，每年也有三百余萬兩。兩項折合錢糧，相當于數(shù)省的田賦總額。

但到了陶澍出掌兩江之時，才發(fā)現(xiàn)兩淮鹽務(wù)“自二十年前已逐漸就頹，有江河日下之勢”，空空如也的庫房中，只留下四千余萬兩銀子虧空的爛賬，為鹽商墊借的上千萬兩銀子，也早已化為烏有。久歷官場風雨的陶澍見狀，亦不禁慨嘆“山窮水盡，積重難返”。

“揚商已窮困”

得到陶澍陸續(xù)奏報的道光皇帝大為震動，急忙派出戶部尚書及侍郎(財政部正、副部長)為欽差大臣，南下籌議鹽務(wù)改革辦法，并最終批準裁撤管控不力的鹽政官員，命陶澍以兩江總督身份，兼理兩淮鹽政。

道光十一年正月，陶澍正式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擬定“兩淮鹽務(wù)章程”十五條，包括“裁減浮費、慎重出納、裁選總商、疏浚運道”等等。既大力緝查私鹽，實施“官督商運”，又“加斤減價”，將原規(guī)定每引鹽364斤，增加到500斤，部分免征稅款，以鼓勵鹽商改變“夾帶逃稅”積習。

陶澍又根據(jù)“淮南患于積鹽不銷，淮北患于無鹽到岸”的具體情況，在淮北試行“票鹽”制，改“引鹽”專賣為對民間資本開放，平民百姓只要購買鹽票，即可自行各處販賣。

為提倡廉潔奉公，陶澍除堅決退回鹽政每年例送的二萬兩“紅包”外，還將自己兼任鹽政的養(yǎng)廉銀(職務(wù)津貼)五千兩，歸入“節(jié)省”項下，全數(shù)上繳中央戶部。大領(lǐng)導(dǎo)帶頭示范，屬下豈敢不跟進？一年下來，兩淮鹽政裁減的各項“浮費”，多達十六萬兩。

陶澍主持兩淮鹽務(wù)改革，前后八年多。在此之前，淮南拖欠公款一千九百多萬兩，淮北拖欠鹽稅二百余萬兩，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淮南、淮北共上繳正雜項稅銀二千四百多萬兩，尤其是淮北改行“票鹽”后，成本大減，鹽價下降，百姓得益，稅收也回升了。

不過，本可只手遮天、從“浮費與攤補”中肆意取利的總商們，卻因此大受打擊。清朝文人筆記中有記載：道光年間，因陶澍改綱鹽法為票鹽法，“揚商已窮困”。揚州，這座數(shù)百年來極端依賴鹽商巨額財富支撐的商業(yè)都會，似乎窺見了它繁華的盡頭。

但細心考察當年實情，“揚商已窮困”并非陶澍改革的結(jié)果，反而正是其誘因。早在乾隆晚期，即18世紀末，兩淮食鹽專賣制度已步履艱難，因官鹽價高滯銷，私鹽日益猖獗，鹽商人數(shù)銳減。乾隆六十年(1795年)，淮北鹽區(qū)原有的20家運商只剩下12家，連年邁的乾隆皇帝本人，對淮鹽銷量持續(xù)下降，也感到憂心忡忡。

更早之前的1789年，歷任“首總”(首席總商)多年的揚州鹽商一代巨富、乾隆爺?shù)摹安家轮弧苯海谪毨Я实怪绪鋈晦o世，已傳出兩淮鹽業(yè)與揚州繁華終將衰落的最初信號了(詳見2014年1月20日D7版《富甲天下“八總商”》)。

成也淮鹽 敗也淮鹽

江春晚年家業(yè)衰敗，原因很多，但長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鋪張靡費，無窮無盡的報效捐輸，應(yīng)是其中的關(guān)鍵。據(jù)現(xiàn)代學者研究，乾隆朝前期，即1738年至1771年之間，商人報效朝廷不到1000萬兩銀子;到了乾隆后期及嘉慶初年，即1773年至1804年間，報效額增加到接近2700萬兩。

富甲天下的揚州鹽商，自然是商人報效的主力，為了好大喜功的乾隆爺順利完成“十全武功”，他們可謂竭盡心力。加上那些年苗民、白蓮教相繼起義，兩淮地區(qū)水旱災(zāi)害頻生，為應(yīng)付激增的軍費開支，以及災(zāi)后重建、興修水利，從中央到地方，都緊盯著揚州鹽商們看上去鼓鼓的錢袋子。

官府仍把揚州鹽商當作沒有額度限制的“提款機”之時，兩淮鹽業(yè)的危機全面爆發(fā)。道光二年(1822年)，江春之后最有權(quán)勢的“首總”黃至筠，遭到出身鹽商世家的大學士曹振鏞告御狀，指其涉嫌貪污腐敗，對屬下鹽商過分攤派及強行借貸。手眼通天的黃氏雖然最終逃脫了懲罰，但此事已成人盡皆知的丑聞。同一年夏天，自兩淮運抵漢口的413船官鹽(數(shù)量接近湖南、湖北兩省銷鹽額的一半)，足足?？苛税肽?，因市場滯銷無人領(lǐng)受，竟無法卸貨。

陶澍兼理兩淮鹽政之后，親眼看到了揚州鹽商境況的蕭條，他寫道：“查淮商向有數(shù)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shù)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更有以商為名，網(wǎng)取無本之利，并不行鹽者。”

換句話說，一些有權(quán)勢的總商，利用鹽商集體基金(即“浮費與攤補”)管理不善之機繼續(xù)發(fā)財，更多的中小鹽商，則意識到揚州作為官鹽貿(mào)易中心，難逃衰落的命運，紛紛另謀出路了。

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在總結(jié)辦理兩淮鹽政八年改革經(jīng)驗后不久，陶澍積勞成疾，病逝于江寧(南京)兩江總督任所，一生可謂鞠躬盡瘁。

另據(jù)民間野史記載，陶澍改革導(dǎo)致一批“寄生”鹽商最終破產(chǎn)，遍布揚州的煙花柳巷之中，出身昔日富裕之家的女子數(shù)量日增，她們本來衣食無憂，如今卻別無生計，只好忍辱求存。一些通文墨的良家婦女，則不得不違背禮教，拋頭露面去當女塾師。

也許，這正是繁華漸散的揚州城一幅苦澀的別樣寫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