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大家統一得到休息的旬假、節令假，唐朝還有不少給人生重要時刻放的假，顯得相當人性化。

綜合《唐六典》、《唐令拾遺》及《太平御覽》的記載，以一位出生、成長于南陽，但在洛陽上班的唐代公務員為例，假如其十七八歲就參加了工作，二十歲時舉行成年加冠禮時，上司會給假三天，并且“給程”，也就是來回路上耗費的時間不計算在內;將來，他要是參加五服之內親屬的冠禮，也會給假一天，但不給程。

如果這位官員年輕有為，被上司提拔到比較遠的地方去鍛煉，會給一個為行程做準備的假，叫做裝束假。其長短視路程遠近而定，“一千里內者四十日，二千里內者五十日，三千里內者六十日，四千里內者七十日，過四千里八十日”。唐朝疆域廣大，玄奘的父親就是在漫長的上任路上遭人謀財害命，所以出趟遠門要帶足東西，還得留神安全問題，得好好準備準備。

假如這位官員二十二歲結了婚，會有九天的婚假，給程;有親屬結婚，也會依據親疏遠近，享受一至五天的假期。回鄉祭祖，給假五天，給程;給親人掃墓也有假，但只有任期超過五年的官員才有資格享受，五年有一次10天或15天的拜掃假。

考慮到很多公務員遠離父母，在外地工作，不便團聚，唐朝還制定了省親假，每三年給官員一次回家探親的假，時長為一個月或三十五日。但是這種假，五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奏請上司同意，不能說走就走，畢竟時間太長。

再往后，如果遇到父母、親戚以及授業恩師去世，會有喪事假。老師去世，給假三天;父母去世，官員一般要解官，三年侍丁。除去這些，日常工作中，有時難免會有私事要拋開工作去忙，不要緊，每月可以請兩日事故假。

考慮到唐朝官員已經擁有賬面上的113天假期和不定期的輟朝假，再算上個人能休的各種事假，唐朝公務員每年的休息時間可能已經超過了今人。今人賬面上約有125天假，包括春節等11天節假、104天周末以及5~15天的帶薪休假。

白居易工作玩樂兩不誤

其實，開國前期，唐朝公務員的日子過得并不輕松，事務繁雜，到了休沐日或者節令假日，也常常加班。到唐高宗時，國事趨于安定，皇帝心疼下屬，于是下旨說，現在天下無虞，再遇到旬休的日子，“許不視事”，大伙可以休息了。地方官立刻照此執行，但京官們還是忙得脫不開身。于是，唐玄宗在開元年間不得不繼續鼓勵官員公休，到天寶五年下令，正式免除了京官們旬節休假期間上朝的慣例，頗有些“強制休假”的味道。

白居易有長期的京官經歷，又曾在江州、蘇州等地做過地方官，他的詩歌無意中也透露出自己辦公和休假的情況。唐敬宗李湛寶歷元年，白居易任蘇州刺史，他在《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中寫道：“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在《秋寄微之十二韻》中也有這樣的描述：“清旦方堆案，黃昏始退公。可憐朝與暮，消在兩衙中。”

也就是說，當時官員處理公務，分“朝衙”和“晚衙”兩次，每天登堂務公兩次。白居易是個偉大的詩人，也是個好官，他辛苦做事，所以平日里的這“兩衙”忙得昏天黑地。上任兩個月后，他才終于騰出空來休息了一次，跟賓朋同事盡情宴飲作樂，縱觀《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十六句詩有八句是講這個宴飲Party的美酒、美食、美女和歡樂場面，足見當日放松之徹底。

末尾，他不忘自己公務員的使命，帶著微醺醉意點評當朝休假制度，說“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在治吾民和樂吾身之間，白樂天已經找到了平衡點，那就是工作日就得效命朝廷，玩命干活，休息日則徹底放松，喝他個一日醉又如何。會工作又會玩，還有政績，所以蘇州人民對白居易愛戴有加。他離開蘇州時，好友劉禹錫曾作詩說“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好生不舍。

如今的公務員即便是在節假日，在公眾場合喝得爛醉也是有風險的。在唐代，官員沒這個顧忌，因為政務之余，朝廷是鼓勵官員“任追游宴樂”的。玄宗時曾下過《許百官游宴詔》，“自今后，非惟旬休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后，任追游宴樂”，也就是不止節假，平時只要該忙的事忙完了，想怎么樂怎么樂。甚至，官員們還被鼓勵“每旬暇日尋勝地宴樂，仍賜錢”，這出游的盤纏、帳篷、酒食開支都由財政報銷。唐德宗時，每逢重要節假日，“自宰相至各省奏事官員，各得賜錢五百貫文至一百貫文不等，朝廷委派度支于每節前五日支付，永為常式”，“過節費”已形成定例。當然，這種花納稅人的錢休假宴游的做法并不符合現代社會準則。

韓愈不滿考勤叫板上司

唐朝的休假福利足夠任性，可以說在前朝基礎上，建立了一個豐富而人情味十足的休假體系。雖然假是官員們所享受的，但由此促動的節假活動的興盛，極大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時尚和風氣。到后來，過慣了逢節有假的日子，遇到節慶不放假，還會引發不滿。

唐代有位日本和尚在中國待了很多年，他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興土木修筑仙臺，工地上每天有三千人忙碌，其間趕上寒食節，按例應該放假七天，但朝廷不讓停工，這下工匠們大惱，“怨恨把器伏，三千人一時銜聲”，勞動工具扔在地上一起咒罵，結果“皇帝驚怕，每人賜三匹絹，放三日假”才算了事。與以往不同，唐代在服喪期間還可以免征勞役、賦稅。這個制度在后來的各個朝代也有所采用，體現了舊時代的人文關懷精神。

但節假日多，不等于沒有約束。唐代的休假制度有放有收，三品以上官員請假前要告假，假期結束了要到各自的官衙里打卡銷假，叫做“參假”，超期不歸則要處罰，比如，唐文宗太和八年，御史臺曾規定放假逾期要罰一個月的俸祿。還有一些官員，找各種借口多得假期，白拿俸祿，朝廷的辦法是克扣他的俸祿給頂替者。

到了晚唐，藩鎮割據天下不穩，官員的考勤也愈發要緊，假日常被克扣。貞元十五年(799年)，汴州叛亂，韓愈帶著家人從開封匆匆逃到徐州，謀了一個節度使推官的小官做。結果上班頭幾天就有小吏來告知，半年之內必須每天“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韓愈相當不爽，但怕丟了工作沒有立即發作，忍了幾天終于忍不住，寫了《上張仆射書》一文給上司，直言如此考勤自己“必發狂疾”。

韓愈把話說得相當有道理，你看重我韓愈，不是因為我能不能準時上下班，而是我的才能。你給我安排的活我都干了，何必拘泥于我有沒有按時打卡呢？韓愈還給上司出了個改革方案，讓大家“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換言之，凌晨3~5點上班，干到9點;下午3到5點上班，晚上7點下班，剩下的時間自由安排。韓愈還說，假如您不這么干，全天下的人不光會說你只是可憐我才給我口飯吃，還會說我給你打工不是因為你有“道”，就是圖倆錢而已。

韓愈說話直爽坦率，這番話放在今天也有大批擁躉，不過別忘了，考勤制度歷來是老板的權柄重器，哪能討價還價。韓愈的上司是南陽人張建封，能文能武也愛才，他是如何回復韓愈的不得而知，但怕是難完全遂韓愈的愿，因為第二年夏天，韓愈就辭官去了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