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因何而死：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勛”的荀彧離世。關于他的死，袁宏《后漢紀》卷三十、陳壽《三國志》本傳稱其“以憂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則記為“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范曄《后漢書·荀彧傳》所載與《魏氏春秋》略同。盡管諸史對荀彧之死的記載不一，然而不論是認為他死于“憂”抑彧是認為他死于“藥”，均是將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對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的必然后果。荀彧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背棄袁紹而投奔曹操，二十年間為曹操統一天下不遺余力，其兄弟子侄皆仕曹氏，又與曹操結為兒女親家，可以說是曹操的核心成員，且深知曹操之為人，又何以在曹操即將走上人生頂峰、躊躇滿志之時堅決反對，從而自陷于死地呢？

后世關于荀彧之死的論議，也大多承認荀彧忠心于漢室。然而，令論者難解的是，荀彧既忠心于漢，又何必輔佐曹操，這豈非自相矛盾嗎？這引發了歷代論者長時間的討論。

《三國志·荀彧傳》裴注中記載了所謂“世論”：“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世之論者”對荀彧之死持以“譏”的態度，認為荀彧一生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為魏傾漢，其晚年改節忠漢，蓋出于愧疚之心。

裴松之為晉宋之際人，距荀彧之死已近二百年，所謂“世之論者”當指這一時期的議論者。魏晉南朝士族一脈相承，祖宗人物之論與家族地位甚為相關，尤其是在門第升降之時更是如此。頗疑此“世論”與晉宋之際的特殊政局有關。當時門閥政治的條件消失，舊有的家族格局處于變動之中，荀彧后裔荀伯子，多次上表追訟魏晉封爵排位舊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還“常自衿蔭籍之美”，對瑯邪王弘說：“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宣明”即時為執政的陳郡謝晦。對于荀伯子的做法，“世人以此非之”。對荀彧之“譏”，彧許便是時人對荀伯子“深相謗毀、彧延及祖禰”的報復。

至唐代，杜牧《題荀文若傳后》云：“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于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于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為。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為之謀耳。”孫明君認為荀彧死于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為，于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于困惑與矛盾。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觀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的延續。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與第一類看法相比，第二類看法帶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顯深刻。其實，無論是前一類看法，還是后一類看法，討論的視線均聚焦于荀彧個人的心境、志向、謀略上，如此討論，只會將荀彧之死的意義局限在他個體生命的意義上。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現象，它在當時、乃至后世所引發如此持續而廣泛的關注，就說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義，可以說是時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因而，對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須放在漢末士大夫之整體動向這樣一個大的語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隱喻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