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如何反對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捉錢令史”
唐太宗如何做高利貸業務？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殺害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嚇得他的老爸唐高祖李淵退居二線讓出了皇位，躲進大安宮當了太上皇。
為了得到實缺官職，“捉錢令史”們借貸情趣盎然，爭先恐后。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也就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當代人們對于褚遂良的熟識，并不是因為他做過唐太宗李世民的諫議大夫、中書令，而是因為他臨摹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是當代最著名的書法教材。除了這些，更加鮮為人知的是，褚遂良還曾反對唐太宗發放高利貸及組織官員下海經商，因而對大唐初期貨幣借貸活動產生過相當重大的影響。
鮮為人知的是，褚遂良還曾反對唐太宗發放高利貸及組織官員下海經商，因而對大唐初期貨幣借貸活動產生過相當重大的影響。
唐太宗貞觀之治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殺害了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齊王李元吉，嚇得他的老爸唐高祖李淵退居二線讓出了皇位，躲進大安宮當了太上皇。于是，李世民登基稱帝，是為唐太宗，改年號為貞觀，開始了著名的貞觀之治。
在貞觀年間共計二十三年中，天下戰事頻繁，大唐軍隊東征西殺，所向無敵：貞觀三年，大唐軍隊打敗了東突厥;貞觀九年，大唐軍隊擊降吐谷渾;貞觀十四年，大唐軍隊消滅了高昌政權，將高昌的統治地區改編為西州;貞觀十八年，大唐軍隊消滅焉耆;貞觀十九年，唐太宗親征高麗無功而返;貞觀二十年，大唐軍隊擊滅漠北的薛延陀，招降原屬薛延陀的鐵勒諸部;貞觀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大唐軍隊兩次攻打高麗;貞觀二十二年，大唐軍隊攻破龜茲。
軍事上的節節勝利使大唐軍隊威震天下，一時之間四夷賓服、外邦來朝，百官奏請唐太宗封禪泰山祭告天地。唐太宗好是高興，不料一盆冷水潑下來，魏征出來告訴他，泰山已經去不得了：
“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
由于戰爭造成人煙斷絕，即便是黃河流域的廣大富饒地區，也已經變為荒野，路途艱阻，供給匱乏，無法行走了。唐太宗無奈打消了封禪泰山的想法。
戰爭的損耗相當巨大，青壯年百姓都上了戰場，正常的生產早已停滯，即便能夠從遙遠的邊境或異國掠奪到生活物資，限于長途跋涉的運輸成本，這些物資也不可能運到國內使用了。當時社會物資大多已經投入軍事用途，全國上下一貧如洗，百姓夜不閉戶，小偷們都歇了工，犯罪率下降至幾乎為零。
除了全國上下共同貧窮，百姓大量死于侵略異族的戰爭之外，唐太宗的王朝似乎是個完美的王朝：政治方面寬容大度、任賢納諫;文化方面開明進取、制樂修史;藝術方面推陳出新，詩歌、書法、舞蹈、繪畫等方面皆有極高的建樹;至于輿論宣傳工作，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太宗君臣們的英名，傳播四海，至今留下無數膾炙人口的故事。
在中國歷史上，貞觀年間最為貧窮，這個看法似乎成為后世人們的共識。直到北宋年間，人們要舉例說明一個時代的貧窮狀況，還要以貞觀年間為典范。北宋年間，王安石要在京師流通折二錢，宋神宗擔心讓外國人知道，使外國人認為宋朝貧窮，瞧不起宋朝。王安石解釋說，貧窮并不丟人：
“自古興王如唐太宗、周太宗時極貧，然何足為恥？”
朝廷發放高利貸
從隋朝末年李淵起兵，至貞觀時期的對外戰爭，戰爭持續了三十多年，大唐王朝開支戰爭經費無數，財稅枯竭，只好賺一點兒小錢補償一下。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帶領朝廷發放高利貸，賺了一點兒利息。
唐太宗發放高利貸的方法不是組織放貸公司，而是任命借錢主體。
唐太宗發放高利貸的方法不是組織放貸公司，而是任命借錢主體。先確定借錢主體，然后對其貸款，真可謂擴大金融業務的奇招妙術。老百姓是借不起錢的，或者說借了錢也是還不起的。唐太宗就組織各級官府衙門來借錢，每個衙門里任命九名工作人員作為自然人借錢主體，官方職稱叫作“捉錢令史”。每個“捉錢令史”要從朝廷借取五萬文錢，每年向朝廷繳納利息四萬八千文錢，年利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這個利率水平恰好沒有突破前朝祖宗們關于取息不應超過本錢的道德標準，所以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做得冠冕堂皇，心安理得。
為了鼓勵“捉錢令史”們還款付息的積極性，唐太宗將他們納入吏部候補，繳滿一年的利息，就可以任命實缺官職。為了得到實缺官職，“捉錢令史”們借貸情趣盎然，爭先恐后。唐太宗的高利貸業務，也就做得風生水起，有聲有色。
唐太宗發放高利貸的目的，不僅是賺點兒小錢，更重要的是當時文武百官沒有工資，各級官府衙門行政開支不足，朝廷發放高利貸所得的利息，就用于給百官發放工資，以及各級官府衙門的日常行政開支。
捉錢令史下海經商
“捉錢令史”們從朝廷借到高利貸資金，就用來下海經商，追求利潤。這種經營方式，并非唐太宗所首創，而是興起于隋朝，被稱為“公廨錢”。
除了全國上下共同貧窮，百姓大量死于侵略異族的戰爭之外，唐太宗的王朝似乎是個完美的王朝。
“廨”是古代官署的總稱，“公廨錢”就是官員們從朝廷借來的本錢。官員們用公廨錢進行經營，所獲利潤用來解決生計問題，并補充官府衙門行政費用的不足，就形成了公廨錢經營方式。然而，公廨錢經營方式一經產生，就成為一個充滿爭議的事情。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工部尚書蘇孝慈批評有些官員使用公廨錢放貸，唯利是圖、煩擾百姓、敗損風俗，因此奏請朝廷限制公廨錢的用途。出于農本主義思想，蘇孝慈主張將公廨錢的用途限制在經營農業方面。開皇十七年，隋文帝詔令允許京師及各地衙署使用公廨錢在市場上交易買賣，以及在各處經營生意，唯不準使用公廨錢出借放貸收取利息。
到了唐朝，官員們的俸祿遠少于隋朝，京司和各地州縣都設置了公廨田，供應公私的花費。以后，各級官府衙門用度仍然不足，京城各司的衙署就設置了公廨本錢，交給番官們去做買賣，收取利息，充作衙門官員們的俸錢。
貞觀十二年，唐太宗取消了公廨本錢。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又恢復了公廨本錢，并將其規范化，加設了“捉錢令史”。
有了本錢和朝廷的指令，“捉錢令史”們就開始打著朝廷的旗號下海經商，與百姓交易。官員與百姓交易，各自代表的利益不同，各自的法律地位也不相同。用一句現代的法律語言來說，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關系。百姓與官員交易，不能平等，百姓自然很不情愿，無奈官方勢大權重，百姓只得勉強順從。而且，“捉錢令史”們背負著朝廷的高利貸，不賺錢是不行的，必須交易，必須賺錢，有條件要做，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做。于是，強買強賣之風興起，商品經濟隨之愈加衰敗。
兇殘的“捉錢令史”借助朝廷政令的東風，可以從民間弄到許多錢;善良的“捉錢令史”不愿從民間弄錢，就自掏腰包，繳足高利貸的利息，也可以補授實缺官職。于是，“捉錢令史”就成為做官的捷徑，引起知識分子官員們的強烈不滿。
褚遂良諫廢公廨錢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官員的褚遂良坐不住了，上書皇帝，反對關于“捉錢令史”的設置。褚遂良指出，京師有七十多個官府衙門，現在設置六百多位“捉錢令史”，一年以后都可以實授官職。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官員的位置都要被“捉錢令史”占滿。朝廷學府培養的知識分子，地方挑選的知識分子，優中選優地擇出品德高尚者來做官，還免不了有些人營私舞弊。現在使用“捉錢令史”，培養出這些逐利之徒，個個都給官職，利用職權盤剝百姓，此后如何得了。
唐太宗正在標榜任賢納諫、廣開言路、兼聽則明的開明政治，得到褚遂良的奏章之后，立刻批準同意，“太宗乃罷捉錢令史， 詔給百官俸。”
“捉錢令史”們停止下海經商，返回原崗位工作。唐太宗百官們的工資，也不再依靠官員們下海經商所得，唐太宗命令朝廷給百官發放俸祿。
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官員的褚遂良坐不住了，上書皇帝，反對關于“捉錢令史”的設置。褚遂良是書法大家。
中國歷代皇帝中，唐太宗是最開明的，他鼓勵大臣們給他提意見。隋煬帝時期有一位著名的佞臣名叫裴矩，對隋煬帝從來不提反對意見，一味阿諛奉承，做盡了壞事。唐太宗任命裴矩為民部尚書。裴矩聽說唐太宗喜歡聽反對意見，就一個勁兒地給唐太宗提反對意見，搞得唐太宗非常開心。宋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光評價說：
“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司馬光說得明白，裴矩還是那個裴矩，其性格并沒有變化。隋煬帝不喜歡聽意見，他就不提意見;唐太宗喜歡聽意見，他就提意見，皇帝喜歡什么他就干什么。皇帝就是個標桿，大臣就是個影子，標桿是什么樣子，影子就是什么樣子，標桿動影子也動。
唐太宗喜歡有人提意見，大臣們就紛紛給他提意見。僅僅喜歡聽還是不夠的，重點在于能夠接受。為了鼓勵大臣們提意見，唐太宗聞過則喜，廣泛納諫，大部分意見都能夠接受。褚遂良反對設置“捉錢令史”，唐太宗就取消了“捉錢令史”。過了一些時日，到了貞觀二十二年，又有人提意見，說公廨錢經營是個好辦法。唐太宗知錯能改，納諫如流，又恢復了公廨錢，并且恢復了“捉錢令史”的設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