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歷史上一個經常鬧“錢荒”的朝代。如宋仁宗朝慶歷年間，江淮出現“錢荒”;神宗朝熙寧年間，“兩浙累年以來，大乏泉貨(貨幣)，民間謂之錢荒”;哲宗元祐年間，“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貴而錢少”，南宋后期，“錢荒物貴，極于近歲，人情疑惑，市井蕭條”。從北宋到南宋，“荒錢”鬧個不停，老百姓常常發現，市面上的錢用著用著就不見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許多宋朝人認為，是銅錢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錢荒”。宋朝經濟發達，與日本、東南亞、阿拉伯乃至非洲開展密切的國際貿易，宋錢差不多成了這一貿易區的國際貨幣，有點接近今日美元的貨幣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銅錢而止”，交阯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錢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爪哇國也用胡椒交換宋錢。今天在東非、印度、波斯灣等地，均有宋錢出土。宋人說，“緡錢原為中國財寶，而今四方蠻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張之詞。這些與宋朝通商的國家，“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為阻止銅錢外泄，當時有人提議：干脆關閉貿易港，中斷與外商的貿易。認為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這當然是一種很愚蠢的想法，幸虧宋朝政府并沒有聽從。

今人的研究表明，宋代“錢荒”并不是因為銅錢短缺，換言之，銅錢的外流對“錢荒”或有推波助瀾的影響，但不能說是導致“錢荒”的元兇，因為宋代政府投入市場的貨幣總量是非常龐大的。北宋時，宋政府每年的鑄幣量高達一二百萬貫、二三百萬貫，宋神宗元豐元年間還創下年鑄幣量超過500萬貫的記錄。這還不包括四川的鐵錢、交子(紙幣)以及貨幣化的金銀。而唐代的年鑄幣量，高最也不到33萬貫，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還不及北宋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學者統計，北宋末，宋政府投放于市場的銅錢總量約有三億貫，這個貨幣總量，是足以滿足當時市民的交易之需的。南宋時，每一年的鑄幣量雖遠不如北寧波，但政府發行了大量紙幣支持市場的運轉，當時的“錢荒”也表現為“物貴而錢少”，可見并沒有發生通縮，總體的貨幣供應量并不缺乏。況且，宋朝的商業信用工具也比較發達，大宗交易通常不必使用現金，而是采用“賒買賒賣”等方式。

那么為什么宋朝還要時常鬧“錢荒”？宋人自己也比較困惑，如生活在北宋中葉的李覯就問道：“朝家治平日久，泉府之積嘗朽貫矣。而近歲以來或以虛竭，天下郡國亦罕余見。夫泉流布散通于上下，不足于國則余于民，必然之勢也。而今民間又鮮藏鏹之家，且舊泉既不毀，新鑄復日多，宜增而卻損，其故何也？”

錢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來了。換成最近流行的說法，“‘錢荒’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錢沒有出現在正確的地方”。大量的銅錢，在流動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來不動彈了。這里的“銅錢沉淀”，包括政府的貨幣化稅收將大量錢幣回籠(這部分貨幣從國庫流回市場需要一個過程)，也包括民間的儲蓄風氣。李覯說“民間鮮藏鏹之家”，可能不大準確，因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積貯銅錢的習慣，庫藏起來的錢叫做“鎮庫錢”，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宋人發現，“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益蹙。”錢幣被大量貯藏，致使流通領域的貨幣短缺，南宋時，朝廷便出臺了一個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其他的銅錢必須變換成金銀、鈔引之類。但以宋朝松弛的社會控制，這樣的法令肯定是無法執行的。

宋朝富室又為什么熱衷于收貯銅錢？因為銅錢能夠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有發行紙幣，北宋時叫交子，南宋時叫會子，尤以會子的流通范圍更廣。但紙幣作為信用貨幣，如果國家超發，就會迅速貶值，南宋后期的會子就貶值得厲害，第一界會子可以兌換近800文銅錢，發行到第十八界時(南宋后期)，每貫會子只可兌換銅錢不到200文。這便導致出現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人們拼命花掉紙幣，貯備銅錢。南宋人楊萬里說，“今之所謂錢者”，富商與權貴“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泄，滯而不流。至于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而銅錢超發，錢的面值會貶值，但銅本身的價值卻是穩定的，宋代大量鑄造銅錢，使得銅錢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貫錢價值一千文，但如果將一貫錢熔成銅器出賣的話，其值將超過一千文，如此一來，“毀錢鑄器”便成為了有利可圖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奸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緡”。而江浙正是兩宋“錢荒”的重災區。

面對反復出現的“錢荒”，宋朝政府的對策是實行嚴厲的“錢禁”，即禁止銅錢外流，禁止民間私自毀錢鑄器，限制民間儲藏銅錢。這一思路有點像樓價高企不下了就采取“限購”措施，看起來是對癥下藥，實際上經不起經濟學的考驗。宋朝的“錢荒”并不是因為貨幣總量供應不夠，而是貨幣循環過程中出現的“短缺假象”，貨幣總量既然充足，“錢禁”不但毫無必要，而且破壞了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在自由市場中，假如銅錢供大于求，錢的購買力就會低于銅本身的價值，這時候，市場自會驅使人們將銅錢熔為銅器，使市場的銅錢流通量減少，幣值回升;假如銅錢供不應求，市場也會鼓勵“錢監”(宋朝的造幣廠)鑄錢，并吸引民間儲藏的錢幣流回市場。這樣，銅錢的市場流量跟市場需求之間，會自發地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宋朝的領導人雖然有非常明顯的“重商主義”傾向，可惜經濟學知識卻很欠缺，而且比較迷信行政調控的力量，于是將市場的調節機制當成了造成“錢荒”的因素加以嚴厲限制，一邊厲行“錢禁”，一邊鑄幣放水，加大流動性的供應。結果導致銅錢的購買力下降，而“錢荒”卻一直沒有解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