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是道德與政治合一的，這是理解傳統中國官員的基本出發點。傳統中國重視對官員的監督，建立起了獨立的言官系統，對朝政和吏治起到了較好的監督作用。那么它是有哪些單位組成的呢？監察系統由是怎么工作呢？

傳統中國有一套發達的監督系統

傳統中國為帝制，皇帝具有無上的權威，但要實現王朝的長治久安，并不像孟德斯鳩所認為的“一個單獨的個人根據他的意志和反復無常的愛好在那里治國”（《論法的精神》），即便被公認是專制皇帝典型的朱元璋，也深切認識到“綱紀法度，為治之本”。

然而，傳統中國并不是馬克斯·韋伯所總結的“法理型”國家，學界也通常不把傳統中國作為法治國家來對待。傳統中國更為重視人的主觀能動因素，強調官員對民眾的約束與塑造作用，因此，整頓政治的著眼點在“治吏”上，要求官員清正廉明就成了傳統政治的核心訴求之一。

西方的官吏是技術型官僚，以對法制的熟稔和貫徹為考核依據，局限在公權力領域，官員的私人領域并不影響其公權力領域的職位與權威。而傳統中國既要求官員具備技術型官僚的職能（所謂“錢糧刑名”），又要求官員充當萬民的表率，具有公私領域雜糅的特點。

被現代西方放置在個人層面的“道德”在傳統中國卻恰恰是約束的重點，傳統中國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產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視德性培養，重視德行考察。因此，傳統中國的律法是從道德規范引申而來。

如上所述，傳統中國的官員具有“道德—政治”兩重功能，那么對官員的監督也就有了兩個維度。除外在的法律監督外，還從道德角度進行監督，即對官員進行風憲糾彈的言官系統。言官系統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發揮，以明代最為典型。

言官選任尤為嚴格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貪污腐敗，建立了對官員進行監督的常制。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長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與六部長官均為正二品，明人稱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設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合稱“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這些人通常被稱為“言官”，專職彈劾百司。

監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內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斷，大事奏裁，很有權威，成為肅清吏治的重要依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沒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負責，六部、地方政府和監察御史、給事中不相統屬，從而避免了由于隸屬關系而對言官產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職能的有效發揮。

言官的職能主要是進行諫諍和封駁，糾舉百官，肅清吏治。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肅清吏治的作用，由誰來擔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賢良方正”之人來充任言官，內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氣，政治上一定要忠君愛國。

明成祖朱棣則進一步強調言官要“有學識、通達治”，器識遠大，學問淵博，不僅如此，明代還要求言官有實際的仕途經歷，不是僅憑借書本上的抽象理念來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實務，不務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勸諫職能，就必然對言官任職資格提出了專業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職回避。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父兄現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別衙門，照例循資外補。”其次對言官出身有資格限制。明代規定，不能選用胥吏出身者為言官，如果曾犯“奸貪罪名”，也失去獲選資格。總之，言官的選任在官員選任體系中屬于最為嚴格的范圍。

在選任程序上，一般有薦舉和考選兩種途徑，在洪武之后，科舉漸成定式，通過科舉的考選成為主流，但是，通過科舉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員要嚴格復雜很多，先要進行察訪，調查輿論民情，然后，“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人”，最后擬出名單，供皇帝批準。

言官對皇帝也不放過

對言官體系的任職資格、選任均如此嚴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經歷了洪武的嚴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規，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總體而言，因為能出現像海瑞這樣抬棺死諫的言官，有這樣一個群體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這一點，除了對言官自身要求嚴格之外，對言官也要進行有效保護，不因言獲罪是重要的原則。

明代在制度上繼承了宋代不殺讀書人的傳統，言官在社會上有很高聲譽和公信力，盡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禍的時候，比如王陽明就是因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貶謫，但總體上，言官能夠有人身安全的保障。

由于明王朝非常強調從道德情操角度來培養士風，士氣高揚，言官盡職盡責，哪怕是對皇帝也不放過。萬歷時期言官雒于仁批評萬歷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

言官群體對皇帝不當行為的勸諫成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風景線，比如荒嬉無道的明武宗總是想著出巡，言官們堵住宮門，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為盡職盡責、替天行道的標志，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以至于萬歷頭疼不已，說這些言官是以“賣直”求榮，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崗位出現空缺，同時萬歷的朝政也就更加腐敗，終于導致明王朝亡國。

言官對閣臣的監督也非常有效，比如嚴嵩當政時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繼地彈劾嚴嵩，即便遭到嚴嵩假借皇權對言官進行廷杖、除名、貶謫、下詔獄等打擊報復也在所不辭，終于使嚴嵩、嚴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對地方政治的監督也頗為有效，當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時候，地方運轉基本正常，言官可謂功不可沒。